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5年,男子发现母亲留下的一张600万存款单,银行告知: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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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5年,男子发现母亲留下的一张600万存款单,银行告知:伪造

1、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1580万元存款不翼而飞!这家银行为“甩锅”频出花招伪造证据

2、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4年,女子取钱发现1580万存款不翼而飞!银行为甩锅竟伪造证据

3、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5年男子在母亲留下的铁盒中找到一张600万存款单,银行:伪造

4、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5年,男子发现母亲留下的一张600万存款单,银行告知:伪造

5、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拍案说法」基础法律关系对保理银行追索权的影响

6、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行政先锋】湘警职院何海洋:身先士卒谋方略,求索之心创机制,筚路蓝缕开局面

7、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一张巴掌大纸条引发的12年诉讼路

8、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一张纸条引发12年诉讼,最高检抗诉传递一种司法理念……

9、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八旬老人坚守司法鉴定岗位 为含冤入狱者翻案

10、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刑事裁判(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法院裁判意见13则

11、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否认签名起纷争 四次鉴定方息诉

12、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女子被强制解除保险合同,牵出医院虚构病历骗医保金案,打官司接连败诉,向医保局举报获查处

13、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屡陷造假风波 公证乱象症结待治

14、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改造射钉枪只为收藏?法院: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

15、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法院以伪造证据为由撤裁后,又启动再审程序(吐鲁番中院)

16、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西南政法大学:打造西部(重庆)科学城法治科技园

17、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这份判决,他们等了12年……

18、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陈文海 - 寻常案件的非常辩护之道

万元存款不翼而飞!这家银行为“甩锅”频出花招伪造证据

 家住昆明的郑女士最近结束了一场历时年的官司。

  年,她的银行账户经过两次非本人操作的交易后,万元存款竟不翼而飞,其中万元还被转借给了他人。

  为此,郑女士将昆明阿拉沪农商村镇银行告上了法庭。

  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这场官司直到年才有了最终结果。

  不翼而飞的万

  郑女士和董某年在昆明认识,两人关系很好。年,昆明阿拉沪农商村镇银行开业,董某担任副行长。从事投融资工作的郑女士为了帮董某完成存款任务便把大量款项转了过来,成了这家银行的自然人股东和大客户。

  昆明阿拉沪农商村镇银行刚开业时,客户只能在柜台办理存折业务,没有银行卡、没有手机短信提醒业务。郑女士的住处距离银行有二三十公里,往返一趟需要几个小时,而郑女士存取款业务办理又比较频繁,这让她感到颇为不便。据郑女士的丈夫高先生回忆,董某当时主动提出:“你们往返跑太辛苦了,干脆我替你保管存折。”

  董某一直帮郑女士打理生活中的一些事务,也时常会在郑女士授权下用她存在银行里的资金去购买一些物品,加上董某又是这家银行的副行长,郑女士就放心地把存折交给了这位有多年交情的“朋友”保管,并告知了密码。但双方约定,办理业务前银行方需要向郑女士进行核实确认。

  年月底,郑女士申请提取一笔大额资金时发现,自己账户上共有万元被取出或转账,其中万元被从银行柜台取出,万元被转账到第三人张某胜账户。这个突然出现的第三人,让郑女士猝不及防。

  频出花招 银行竟伪造证据

  年月日,郑女士以阿拉沪银行违规操作为由,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同年月日,该案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庭审中,郑女士的代理人提出,这两笔取款、汇兑交易的凭证上的签字并非储户本人签字,钱是在储户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莫名取走的。对此,银行方代理人称,业务单上的签字确实不是储户本人的,但自郑女士开户以来,她与银行之间存在事实上的长期委托关系,即郑女士以电话或手机短信通知的方式,委托银行代其办理存现、取现和转账业务,银行也建立了相应的风控制度并严格执行。因此,银行不存在返还责任。

  针对万元这笔交易,银行方代理律师称,经过核查,该款项转到了郑女士的一名亲属名下。对此,储户郑女士一方并不认可。

  另一笔万元款项,银行方代理律师则称,银行是按照储户指示将这笔巨款转入了第三人的账户。这笔款项是储户郑女士与第三人之间的借款纠纷,银行只是经办。

  庭审过程中,阿拉沪银行方出具了一份通话记录,记录显示款项转出当天,银行方和郑女士有余秒的通话时间,银行方称这次通话就是银行方在和郑女士确认万元转账事项。

  这份通话记录是哪儿来的呢?经过再三追问,银行方承认这份通话记录是复制到电脑之后打印出来的。对此,郑女士的委托律师代晨表示,不排除对方篡改记录的可能性。

  因为这一证据有明显瑕疵,法院没有采信。银行方又提供了当天的转账凭证,称取得郑女士同意后,董某当时还在凭证背面写下了“:已核”字样。

  然而,经过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已核”这几个字是事后补填的。

  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还有一位关键人物——接收万转账的户主张某胜。央视记者多方联系,对张某胜进行了独家采访。

  张某胜在电话采访中表示,自己与担任副行长的董某认识,但与郑女士并不相识。

  银行方却主张郑女士与张某胜认识,双方属于借款关系,银行只是办理了相关手续。法庭上,银行方出具了一份有张某胜签名的情况说明,这份说明不仅表述张某胜与郑女士认识,还称张某胜向郑女士支付了万元的利息。对于为什么要在情况说明上面签字,张某胜也到庭进行了解释。

  历时年 拉锯战终落幕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阿拉沪银行返还万元存款并赔偿相关利息等费用。宣判后,阿拉沪农商村镇银行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年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裁定,认为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阿拉沪银行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作出最高法民申号民事裁定,并指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云南高院于年月日受理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年月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年月日,云南高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目前,案件已经执结,所涉款项已全部执行到位。

  云南师范大学金融法学教授聂德明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案的关键点在于董某的行为究竟是原告郑女士主张的董某代表银行做出的职务行为,还是被告银行主张的董某接受郑女士委托做出的代理行为。由于储蓄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是银行和郑女士,银行没有按照重大事项“一岗双人”的内部控制的监管要求尽到对郑女士万元的妥善保管存款的义务,应当赔偿郑女士的损失。(文/田雨棣)

专家提醒

遇到类似经济往来

要有防范意识和证据意识

保留好相关的票据、单证

这样一旦发生经济纠纷

便于法官查明真相

年,女子取钱发现万存款不翼而飞!银行为甩锅竟伪造证据

“我存了一千多万,你们现在告诉我没钱!”

“你们副行长呢?把她叫过来,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说?”

“说了没钱就是没钱,您这样无理取闹,我要叫保安了!”

“叫,现在就叫,我看谁敢动我!”

张女士在昆明市阿拉沪银行存了万元,是这家银行的大客户。

年月份,张女士急需一笔资金,就去昆明市阿拉沪银行取钱,谁知却被工作人员告知里面没钱!

“怎么会没钱呢,我存了一千多万啊!”

“女士,您不要激动,里面确实没钱。”

“你们银行就是这样干的吗?我存了一千多万,现在告诉我没有钱?”

“把你们领导叫过来,我要看看这一千多万到底是怎么没的!”

“女士,您不要这样,我们都是按照规定办事的。”

“把你们领导叫过来,把副行长叫过来,我问她!”

郑女士存的一千多万到底在哪?为什么会不翼而飞?会和郑女士口中的副行长有关吗?

真相到底是什么?

不翼而飞的万

事情要追溯至年,那时候做投资生意的郑女士认识了董某,董某与郑女士很谈得来,两人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

董某经常主动联系郑女士,约她一起出去,董某告诉郑女士自己马上就要担任副行长了,郑女士很开心,忙问她是哪一家银行,到时候去看她。

董某说:“还没成立呢,叫阿拉沪农商村镇银行,到时候我就是副行长了。”

“那可要恭喜你啊。”

“哪有那么简单,我们有存款任务的,我现在还差好多钱呢。”

“差多少?”

董某说还差几千万,她想让郑女士帮帮忙存些钱在她这个银行,还说存得多了就是银行的自然人股东和大客户,为了让郑女士放心,她还保证道:“你把钱存我这还不放心吗?到时候想什么时候取就什么时候取,你来的时候,我亲自给你服务怎么样?”

郑女士自己就是做投资融资的,她深谙钱生钱之道,再加上是给自己这么好的朋友帮忙,所以二话不说自己拿出万存进了董某的银行。

双方事先有约定,郑女士需要用钱时,提前一天申请,第二天就可以去银行取钱。

当时是年前后,阿拉沪农商村镇银行里面只能在柜台办理业务,而且只有存折,没有银行卡,也没有短信提醒服务。

郑女士由于工作需要,经常要去银行存取款,她住的地方距离银行有二三十公里,郑女士说自己每次往返就要好几个小时,感觉很不方便。

这时董某给郑女士出主意说自己可以帮她办理业务,她只要和自己说一声就行。

郑女士思考之后觉得可行,就把存折和密码都交给了董某,为了让郑女士放心,董某和郑女士保证办理她需要的业务时银行最后会和她确认一遍。

年月底时,郑女士需要一笔大额资金,就按照约定提前一天向董某的银行提交了申请,当天董某没有回话,郑女士以为她可能有事情在忙,反正第二天就去了,她没有在意。

但第二天去时,她没有见到董某,就自己去了柜台办理取款业务,谁知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工作人员告诉她账户里面没有钱。

和银行柜员交涉未果后,她提出要见董某,工作人员以董某出差为由拒绝了郑女士的请求。

郑女士气愤的先离开了,回去之后,她把事情和丈夫说了,丈夫给董某打了个电话,没打通,两人商议事情的可能情况,以及要采取什么措施。

“当初我老婆把钱存到董某的银行,这事我是知道的,我知道的时候她已经和董某什么都商量好了,我就没再过问。”

“现在账户里面没有钱,我觉得一定是有问题的,董某肯定背着我们干了什么。”

就在他们商议怎么办的时候,董某的电话打来,她说自己把万给了第三人张某胜做工程保证金了,并说张某胜是绝对靠谱的,让郑女士和丈夫可以先和张某胜见个面聊一下。

对此郑女士的丈夫觉得不妥,“我们和张某胜又不认识,我们一直都是和银行两方沟通的,现在让我们去和第三方见面肯定是不能去的。”

董某一直和郑女士夫妻说张某胜人怎么怎么好,保证什么时候一定还钱,吧啦吧啦说了一大堆,还真把夫妻俩说动了,他们决定去看看张某胜。

去了之后,张某胜说钱并不在自己这里,自己只是把钱从账户里面过一下,现在钱已经借给了一个朋友张某平,而张某平拿钱还了交通银行的贷款。

“我们个人的钱被银行拿去给了别人还贷款,这合适吗?”

张某胜面对郑女士的丈夫的质疑,连忙说自己很快就会还钱,夫妻俩暂时也不想走到法院那一步,就忍了,让张某胜赶紧还钱。

结果等到了年的月份,钱还没到账,更过分的是张某胜直接失联了。

气愤的郑女士去找董某理论,董某却一直避重就轻。

郑女士直接质问她“你不用跟我扯别的,你凭什么把我的钱随便借给别人?”

“他凑钱去了,放心吧,一定很快还钱。”

“他去了哪,为什么联系不上,具体什么时候还钱?”

“说了会还钱,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我相信你,我就是太相信你了,把一千多万都放你这,结果你跟我玩这套,你们银行就这信誉?”

董某不再搭理郑女士并叫了保安,“行啊,我真是瞎了眼了,法庭见吧!”

郑女士感到震惊又愤怒,不再纠结,转身扬长而去。

银行伪造证据,为自己脱罪

年月份,与董某闹得不欢而散之后,郑女士将阿拉沪农商村镇银行告上了法庭。

随后郑女士丈夫提出补加张某胜为被告人,他认为被告范围大一点,他们索赔的概率高一点。

这时,银行方面通过法官向郑女士一方提出了调解的请求,郑女士一方同意,但是等到他们再次联系银行和张某胜一方时,张某胜再次失联,无奈夫妻二人准备撤诉。

私下与银行方面沟通许久未果,年月日,郑女士再次将阿拉沪农商村镇银行告上了法庭,理由是银行通过两次违规操作将自己的万全部转移,要求银行赔偿全部资金和利息。

月日,该案件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银行划走万的两次操作是否合规。

郑女士说这两笔款项的走向自己完全不知情,取款凭证上自己也没有签字,所以钱是在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取走的。

银行方面则据理力争,他们说这两笔交易是在郑女士默认的情况下才被转走的,银行并没有返还责任。

第一笔万转给了张某胜,而张某胜是和郑女士认识的,所以这笔款项是郑女士和张某胜之间的借款纠纷,银行只是经办,并不需要承担返还义务。

第二笔款项万元是转给了郑女士的一位亲属名下,也是经过郑女士认可的,所以银行的操作全程都是合规的。

如此颠倒黑白,郑女士一方全部予以否认。

法官认为银行方面提交的证据说服力不够,不能予以采纳,需要补充证据链条。

为此银行又提交了一系列证据,这些证据的目的就是一个,证明郑女士与张某胜认识。

要想达到这点目的,张某胜本人的供述至关重要,银行方面出具了一份说明,这份说明足足有一页纸那么多,里面是张某胜自己亲笔所写,详细记载了自己与郑女士认识以及郑女士借钱给自己的过程。

同时,银行方面还拿出了一份通话记录单,里面显示年的某天银行方和郑女士有一次秒左右的通话,这次通话,银行方面称就是郑女士交代他们把钱转给张某胜的那次。

这份记录哪里来的?

这关系到证据是否能被采纳,所以经再三的追问,银行方面终于说出通话记录单的来历,原来是复制到电脑里面然后打印出来的。

郑女士方的律师当即表示这份证据不能予以采纳,因为复制到电脑之后,记录很有可能被篡改。

也因此,法官并没有采纳这份证据。

最后银行方又提交了转账凭证,他们声称这个转账凭证是经过了郑女士同意的,并且后面还有董某写的“已核”字样。

至此,银行方面已经提交的证据正好是一个链条,可以证明他们都是按照规定操作的,把自己完美的摘了出来。

银行方面以为自己天衣无缝,谁知却被司法鉴定中心的人发现了里面的猫腻。

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经过鉴定,“已核”字样是后面新添加上去的,不是当时写的。

这样,这份证据也要作废,现在银行方面提交的证据里面只剩一个关键人物——张某胜。

张某胜自己说和郑女士认识,这就使银行的违规操作一下子变成了私下个人的借款,而银行就变成了一个经办机构,事情性质一下子就变了。

为了搞清楚张某胜到底是否在说谎,记者联系了张某胜。

经过多方联系,央视记者终于联系上了张某胜,令人意外的是张某胜直接说出了事情,并没有任何辩驳,这让事情直接来了个大反转。

在采访中,张某胜说自己根本不认识郑女士,只认识董某。

“那你之前自己写的一份证明是怎么回事?他们还说你已经向郑女士支付了万元的利息。”

对此张某胜说自己是被董某威胁了,他们带了律师,说如果自己不按照他们说的做,那自己要承担更大的后果。

张某胜被律师唬住了,乖乖按照他们的吩咐写了一份证明,庭审时,张某胜也到场进行了说明。

所以到此为止,银行方所提供的证据全部系伪造出来的,都不予采纳

历时年,官司终于落幕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阿拉沪农商村镇银行返还万元和相关利息。

宣判后,银行不服,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年月,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银行还不服,再一次提起了上诉,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年月日,最高法院做出了号裁定,决定再审此案。

年月日,组成合议庭,于月日公开审理了此案。

年月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目前案件已经结束,所涉款项已经全部执行到位。

郑女士只因轻信了所谓的朋友,致使自己万被转移走不说,还被反咬一口,结果一场官司打了年的时间,年不光是时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精力的耗费,可见涉及到这种巨额款项的事情时,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郑女士说自己也只能当花钱买个教训了,如今是得不偿失了,自己用整整年时间才得到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远不足以弥补自己的损失的东西。

在本案中,银行没有按照重大事项“一岗多人”的内部控制的监管要求尽到对郑女士的万妥善保管的要求,所以应当赔偿郑女士的损失。

我们应该从这个案件中得到启示:如果遇到类似的经济往来,要有防范意识,各种钱款往来要记得保留相关的证据,这样一旦发生经济方面的纠纷,可以让自己出于更加有利的位置,保护好自己本来的利益不受损失。

年男子在母亲留下的铁盒中找到一张万存款单,银行:伪造

“老家阁楼床头柜第二个抽屉里有一个铁盒子,里面的东西是留给你的。”

年,刘海斌母亲黄小妹病重,病床上,她对儿子刘海斌交待后事。

月日,黄小妹经抢救无效病逝,刘海斌在巨大的悲痛中办理了母亲的后事。

年,刘海斌回江苏江阴老家时,找到了母亲所说的铁盒子。

打开盒子,刘海斌发现这是一张年的存款单。

打开存款单的一瞬间,他的眼睛瞪得圆圆的,像是不相信看到的一切,他使劲揉了揉眼睛,再定睛一看:

“黄小妹存入人民币大写陆佰万元整,存期年于年月日到期,年利率千分之十,总号。”

万放到现在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普通人可能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而在年,一个工人一年的收入也只有元左右,万更是一笔天文数字。

虽然刘海斌觉得不可思议,但他更加欣喜若狂。

有了这笔钱,生活就能锦上添花,这辈子吃穿就不用愁了。

第二天,他便让妻子拿着这张存款单,去江阴农商银行兑现。

由于存款金额巨大,而且年代久远,银行工作人员需要进行复核审查。

结果,月日,银行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表示这张万的存款单是伪造的,他们已经报警了。

母亲留给自己的遗物竟是伪造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因万遗产,被警方立案

其实,刘海斌刚开始对这张万的存款单也是心存疑虑的。

他从小跟着母亲生活,母亲在江苏江阴的一家小工厂干了一辈子会计,日子虽然过得不紧巴,但也不是大富大贵。

一个小会计,就算一辈子不吃不喝也不可能攒下来这么多钱。

但刘海斌的父亲刘洪福表示,母亲一辈子都很节俭,而且作为一名会计,母亲的理财意识非常超前。

从很早开始,母亲就开始购买一些金融产品,或许是母亲买理财和股票挣了钱也说不定。

虽然父亲这么说,但刘海斌还是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对这张存款单进行了分析。

发现这张存款单的时候,刘海斌已经在农商行工作了多年,他对银行的各项业务都非常清楚,对存取款业务更是非常熟练。

存款单上显示,存款是母亲黄小妹于年在江阴夏港信用社办理的。

江阴夏港信用社就是现在的江阴农商银行,上面的银行股金专用章、还有出纳员、复核员的印鉴、银行编号都清晰可见,格式也是江阴农商行之前惯用的,看起来完全不像假的。

一番琢磨后,刘海斌这才让妻子徐红叶拿着存款单,去了农商行兑现。

年月日,徐红叶来到了江阴农商银行,这也是刘海斌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徐红叶拿出存款单的复印件,要求银行为其办理取款业务。

可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必须得用原件才能办理。

第二天,徐红叶又带着原件来到了银行柜台。

柜台业务员看过存款单后,再次拒绝了徐红叶取款的要求。

他表示,因为这张存款单的年代太久远了,他们需要查找当年银行留下的资料进行核对,准确无误后才能取钱给她。

徐红叶也不是那么好说话的,如果银行拿着原件不承认或是销毁了,她找谁说理去。

所以,她让江阴农商行负责人王建明为自己出具了一份收据证明,上面写着:

“存款单原件已收,年月日,王建明。”

万,连本带息,得多少钱啊!

就当徐红叶在家里正算着能拿到手多少钱时,江阴农商银行的行长任素惠却联系了刘海斌。

电话里,任素惠语气严肃,他表示这张存款单是伪造的,不仅不予归还,而且还要销毁。

刘海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任素惠虽然是银行行长,但她并没有权利销毁客户的存款单。

一气之下,刘海斌分别于年月日、月日对江阴农商银行发送了律师函,命令要求他们归还存款单原件。

然而,令刘海斌万万没想到的是,银行竟然恶人先告状,将刘海斌和其妻子以涉嫌金融凭证诈骗,告到了当地公安局。

不仅如此,一个月后,刘海斌在四川江阴农商行双流村银行行长的职务,也被董事长王伟无故解除。

无缘无故被解雇,母亲的存款单无缘无故被扣押,甚至被销毁,刘海斌窝了一肚子火,向当地法院起诉了银行。

年月日,江阴市公安局受理此案。

警方对刘海斌家人逐一进行了审问,后又将刘海斌留下的那张存款单送到了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审核鉴定。

看到鉴定结果,刘海斌竟然哭了。

万遗产,何去何从

“我母亲会用一张假的存款单骗我吗?”刘海斌看到司法鉴定中心的结果,哭着说道。

鉴定中心共对存款单上的日期、签名、印章等信息进行了鉴定,结果如下:

一、不能确定“存期年于年月日到期”“总号”“黄小妹”等字样的书写形成时间;

二、不能确定“存入时出纳员”“复核员”签章的图文内容;

三、确定存款单原件上“江阴市夏港信用社股金专用章”的印文和同名样本印文不是同一个印章所盖。

本来以为能拿到万存款的刘海斌,如今不仅什么也没拿到,还惹了一身官司。

江阴人民法院根据这份鉴定结果,驳回了刘海斌的诉讼。

而江阴市公安局,却以刘海斌涉嫌金融诈骗,对其正式提起公诉。

一时间,关于刘海斌的流言在江苏江阴流传开来。

有人说,他自己在银行干了多年,要伪造一份存款单还不是轻而易举。

如今偷鸡不成蚀把米,算是他罪有应得。

刘海斌听到这样的说法,痛哭不已,他说自己现在是有口难辩。无奈之下,他再次向法院提出了上诉。

年月日,无锡市中级法院再次审理了此案,做出以下审判:

由于江阴市公安局已经正式受理此案,根据法律规定,司法程序必得经由公安和检察院审理审查,确定后再交由法院受理,所以法院应当驳回刘海斌、刘洪福的起诉。

因驳回起诉,所以此案未开庭审理,此操作并不违法法律。

综上,刘海斌、刘洪福的上诉不予成立。

面对无锡市中级法院的裁定,刘海斌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此案一审时,根本没有开庭,只是根据简单一份鉴定结果,就做出了审判;

第二,二审时,法院又以公安局立案调查为由,拒绝自己的诉讼请求。而法律规定,只要公民向法院提出诉讼,法院可以受理,可以驳回上诉,但完全不受理,这根本不符合法律规定。

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证明那张存款单的真假,那段时间,刘海斌都在为这件事奔走。

为此,他还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不过,在他的努力下,年月日,公安局最终做出决定,重新对此案进行调查。

在警方的走访问话中,农商行的负责人王建明问出了那个所有人都心存疑虑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整件事情的关键。

从年月到年月,刘海斌一直在农商行工作,而且还在对私柜台上工作过一段时间。

当时的农商行还是信用社,搞到一张空白存款单和相关信用社印鉴,对刘海斌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关键的一点是,存款单上的利率竟有百分之十之高。

而年的银行调理,存期达到一年以上才会有这么高的利率。

这显然是有人故意伪造的。

再者,刘海斌的母亲黄小妹年就已经去世,为何刘海斌时隔两年,直到年才拿着这张存款单来银行兑现?

这不是很令人疑惑吗?

对此,刘海斌满脸委屈,他向警方阐述了自己的四点理由:

一、他自己作为银行内部的工作人员,深知这样的后果,他不会拿自己一生的前途开玩笑;

二、虽然他在私人柜台工作过,但要想找到一张数额巨大的存单也是有难度的。而且,银行的存款业务是需要两个审核再复核的,如果是他做的,另外一个人不可能不知道;

三、警方曾调取了他们全家人的笔迹,结果表明存款单上的字迹并不是他们一家人的。

四、之所以到年才拿出这张存款单,是因为年母亲去世后,他被调去四川工作,期间因工作繁忙一直没有回老家,直到年回老家时,才想起此事。

最后,对于这张存款单,刘海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应该是母亲生前买股票和期货一点一点存下的,母亲这个人平时为人非常低调,临终时才告诉我这件事,就说明她不会骗我。”

经过一番调查取证,警方认为刘海斌不具有诈骗嫌疑,并于年月日撤销了案件。

这顶诈骗嫌疑犯的“高帽”,就像一支悬在头上的利剑,压得刘海斌这些年无法喘息。

如今他洗清了罪名,但他仍然坚持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有钱取不出的滋味

年月日,刘海斌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江阴市农商行按照存款单的数目及这么多年的利息一并给予他兑现。

开庭之日,江阴市农商行副行长王建明有些愤怒不已,他认为刘海斌有些咄咄逼人。

在他看来,这张存款单上几乎漏洞百出。

王建明表示,他们调取了江阴农商行的所有资料,都找不到这张存款单的底单,甚至连黄小妹的开户记录都查不到。

其次,他们还调查了银行几十年的流水,流水记录上根本没有任何显示,年有一笔万的汇款流入信用社。

“最重要的是,那是万啊!又不是万!如果当时真有人拿万存进夏港信用社,需要整个信用社的人点钱点一整天。”

而江阴农商行的一位叫潘慧的老员工却表示,她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

“那个年代,有万的业务,记忆应该特别深刻,可我完全没有印象。”

老员工的话确实在理,年谁能有万,别说一个银行的员工了,整个江阴市都会引起剧烈轰动。

年月日,江阴市人民法院对此案再次做出裁决:

司法鉴定中心对存款单原件的鉴定,不能直接证明其确是伪造,但存单原件上又确实存在漏洞,原告刘海斌对此并没有做出合理解释。

对于原告刘海斌所说,这笔巨额存款来源于母亲买股票和期货所得,此属于个人臆断,并没有实质证据证明。

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母亲黄小妹确实办理了这项业务。

综上,法院决定驳回原告刘海斌的诉讼请求。

当大家都以为关于这笔巨额存款引起的纠纷会就此落下帷幕时,刘海斌却再次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不过,最终结果依然没有达到刘海斌的满意。

年月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依然认为,这张万的存款单真假难辨,且以当时刘海斌家里的经济能力,根本不可能拥有这笔巨额财产。

但由于刘海斌的母亲黄小妹早已过世,这件事已经无法对证。

“我还是相信母亲不会骗我,银行应该把当日的记账凭证调取出来,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刘海斌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如今,他依然在为这笔巨额存款到处奔走,至于结果,我们可想而知。

结语:

关于刘海斌与江阴市农商银行的是是非非,我们暂且不论。

假设黄小妹留给儿子的这张存款单是真的,刘海斌只拿一张存款单也是取不到钱的。

他必须要提供老人留下的遗嘱和公证书才可以。

我国《民法典》中,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规定:

自然人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遗嘱需得由遗嘱人去公证机构办理。

立遗嘱的方式有以下六种:自书遗嘱、打印遗嘱、代书遗嘱、录音或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很多老人认为自己过世后,留下的财产自然是孩子的。这个想法当然没有错,但在各项制度日渐完善的今天,各个机构都有自己的一套业务流程,特别是银行。

明知卡里有钱,就是取不出来的情况并不少见,希望大家都能提高遗产继承意识,让子女合理、合法、顺利继承遗产。

年,男子发现母亲留下的一张万存款单,银行告知:伪造

年,江苏一男子根据母亲的遗言,在家中找到一个铁盒。发现里面是张年母亲在银行存万元的存款单,此外这份存款还附带着巨额利息,存款单于年月日到期。

男子看到后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兴高采烈地拿着这张万的存款单去银行取钱。却被银行的工作人员告知此存款单是假的,需要将其没收销毁,并向公安局举报他和妻子涉嫌金融凭证诈骗。

男子被银行这一举动给气炸了,心想怎么还“恶人先告状”呢!为什么正常去取钱还有被关进局子?这万存款单究竟是真是假?这万男子能不能顺利拿到呢?

图丨江阴农商银行

弥留之际,疑点重重。

这名男子名叫刘海斌。关于这张巨额存款单还要追溯到年刘海斌的母亲黄小妹因重病住院,在医院治疗了数月后依然不见好转。刘海斌决定请个长假在医院亲力亲为地照顾母亲,最终奇迹还是没有出现。

在弥留之际,母亲用尽全身的力气告诉儿子自家阁楼上有个铁盒,铁盒里面是她留给刘海斌的东西。说完自己的遗言后,她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因为在母亲住院期间,病情不断加重,她经常会说些胡话,所以对于母亲最后的遗言刘海斌并没有放在心上。没了母亲,他觉得没有在老家待下去的必要了。

与妻子在老家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后,他就马不停蹄地赶回银行上班了。就这样他完全将母亲说的“铁盒子”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图丨铁盒子

年月,刘海斌由于工作认真,业绩突出,被单位提拔为中层干部,并且被调到了四川省成都市担任分行行长。

他心里是开心和不舍交织,因为去到四川后根本不知道何时还能再回到江苏了,于是他计划着回趟自己的老家江阴祭拜自己的母亲,顺便去那个许久未去的老房子看看

当他走到老房子的阁楼上时,他看到了一个锈迹斑斑、方方正正的铁盒子。他心想:“难道母亲说的是真的?这就是母亲口中的那个铁盒子吗?”他将信将疑地打开盒子,铁盒里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只有一张略显孤独的纸。

他将这张纸拿起来细细端详后有了个惊人的发现——这竟然是一张存款单,而且存的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足足有万!

图丨存款单

这张存款单排头写着“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定期储蓄存单”,下方还写着于年月日到期,年利润为千分之十,各个重要的位置都有对应人员的签名,存款人正是自己的母亲黄小妹。

虽然这张存款单十分陈旧,字迹也有些模糊不清了。但是一些基本的重要信息还是可以分辨得出来,各个重要的位置都有对应人员的签名。

对于整天在银行里和钱还有各种单据打交道的刘海斌来说,这个东西正好和他的专业对口了。于是他开始仔细地辨认这张存款单。对于这张存款单,他怎么看都觉得是真的没跑了,绝对是货真价实的。

可是他心里不禁疑惑,自己的母亲在年哪里来得这么多钱呢?他从来都没听母亲提起过这笔钱。

图丨银行的钱

刘海斌的父亲刘洪福是一名公职人员,母亲在一家国企当会计,这个配置可以说是普普通通了。虽然母亲平时十分节俭,但就算不吃不喝,以她和丈夫的工薪水平根本无法存到万。

在年就有万是什么概念?小编也无从得知,据说那时候一个普通员工的月工资最多不超过几十块钱。那么大家认为这万放到现在大概是多少钱呢?欢迎留言评论。

言归正传我们接着往下讲,家中出现巨额存款,百思不得其解的刘海斌决定在父亲那儿找些线索。

据刘洪福回忆称,黄小妹很早就开始理财,极具理财意识,也经常会买一些理财产品。家里一直都是黄小妹管钱,所以他也不清楚黄小妹是赚了还是亏了。

图丨普通会计的母亲

现在父亲无法了解到这笔钱从何而来,他只好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拿着这张巨额存款单开始规划未来。目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一套学区房,方便儿子上学,剩下的钱可以自由支配。想想都觉得爽啊!

他将这张存款单拿给妻子,让妻子去到当时母亲存款的那家银行江阴夏港信用社,也就是现在的江阴农商银行询问情况。

妻子当时并没有带着这张存款单前去,为了保险起见,她只身一人前往银行,带着存款单的复印件。

就在工作人员看完这张复印件的内容后,并没有给妻子任何答复,而是拿着这张复印件找到银行的领导询问情况。

图丨江阴农商银行

给她的答复是这复印件上的内容有些不清晰,需要提供原件来辨别真伪。银行这么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于是她连忙赶回家将原件取了出来。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就在工作人员拿了原件进行仔细地查看,甚至找了多位领导以及相关人员进行复核检查后,银行给出的回应却是这张存款单年代太过久远,他们需要查一下银行内部的系统资料。

而且这张存款单的数额比较大,他们需要进行仔细地核实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

说完便要将这张原件给收走,妻子怕银行抵赖,便要求银行给她立了一份字据。

图丨银行核实中

当即销毁,不予兑换。

妻子去的这家银行就是刘海斌任职的银行,所以他们都十分信任这里的工作人员。本以为等个几天就能取到钱了,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公安局的调查。

原来,在原件被收走近一个月后,银行迟迟都没有来通知夫妻俩。见此,刘海斌夫妻俩十分疑惑,是不是这张存款单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工作人员疏漏了什么消息呢?

怀着这些疑问,刘海斌给银行打了个电话。

工作人员在了解了刘海斌的想法后给他的说法是:他的存款单是伪造的,按照法律要将它没收销毁,否则他们会追究刘海斌的法律责任。

图丨银行报警

刘海斌一听到“销毁”二字立马急了,说自己马上会赶到银行,让他们先别销毁。

这是母亲临终前留给自己的钱,她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现在作为儿子的他却没有办法帮母亲将这笔钱取出来,作为母亲的遗物还要被销毁,他实在是无法接受。

等他到银行,等待着他的是自己的顶头上司——银行行长任素惠。任行长的态度十分坚决,说这张存款单必须销毁。平时对领导恭恭敬敬的刘海斌这次直接和任行长开始理论。

这是母亲留给自己的遗物,难道一个老太太会在临死之前拿一个假的东西来骗自己的儿子吗?

图丨行长

冲动的结果就是他努力争取的升职机会从手边溜走。他觉得没有必要再在这个银行待下去了,于是自己递交了辞呈。

刘海斌知道,任素惠虽然是行长,但他没有权利销毁客户的存款单。于是要求银行将存款单归还于自己。

令他没想到的是,银行直接以涉嫌金融凭证诈骗罪报警了,对刘海斌和他的妻子徐红叶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

刘海斌此时就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做出任何的欺诈行为,只是在按正常的手续取出母亲存的钱。

图丨案件信息

不断上诉,没有结果。

年月,江阴公安局对刘海斌与其妻子涉嫌欺诈罪,对他们进行了立案调查,并将那张引起争议的存款单交到了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真伪鉴定。

对于银行的一系列“谜之操作”,刘海斌越想越气,他希望法律能够还自己的家庭一个公道。

于是他在年月日向法院起诉了江阴农商银行。要求江阴农商银行归还母亲的遗物,并公开解释自己被免职的原因。但是法院以“本案涉嫌诈骗,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为由,将刘海斌的上诉驳回。

年月,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果出来了。结果显示,这张存单多处存在模糊,所以无法判断真伪,原字迹也无法确定书写时间。

图丨司法鉴定中心

刘海斌知道后,与其说是气愤,不如说是无奈。他不知道该不该坚持下去,为了母亲,他选择坚持。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努力下 ,相关部门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认为当时江阴市公安部门的侦查工作存在不妥,随后便再一次责令公安部门将这一案件重新调查。

最终在年月日江阴市公安局撤销了年对刘海斌案的侦查结果。

事情总是一波三折的,后来江阴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又以被金融凭证诈骗的事件对他进行调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警方依然没有发现“金融欺诈案”的任何关键性线索。

图丨法院

由于作为被起诉人,刘海斌被受困扰,在生活、工作上也存在诸多不便。刘海斌不断地向当地的检察院反映,希望公安局能够尽快地做出判决。

最终警方决定了撤销此案,刘海斌及其妻子于年月洗脱冤屈。不过这个事件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在这两年间,他无时无刻都在想这件事,他认为银行就是看这笔钱数目太大,想抵赖不把钱给他,于是他决定再次上诉。

年月日,刘海斌与父亲一同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理由就是驳回法院从前对自己的判定结果,并要求法院判处江阴农商行支付他们万元以及相应的息钱。

图丨撤销案件决定书

但他却是屡屡碰壁,法院再一次宣布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对于案件的受理费用将全部由刘海斌父子承担。

对于刘海斌的诉求,银行终于选择出面回应,对于这张存款单,他们之所以主张销毁是因为这张存款单上存在诸多疑点。

银行称他们经过多方调查并翻阅了多年前的登记记录都没有找到刘海斌的母亲黄小妹的开户记录。并且他们还询问了该银行一位叫潘慧的老员工,她称她根本不记得有人在银行存过万元,按理来说当时如果有这么大一单业务,应该是印象十分深刻的。

而且刘海斌在银行上班,平时想要拿到这种单据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所以银行怀疑这份存款单是他们家伪造的。

图丨法庭

接到这个判定结果后的刘海斌依然不想放弃,同时他也很气愤,为什么自己的职业会被拿来作为一个控诉自己的理由呢?

他觉得这其中一定存在蹊跷,于是他便四处奔走查证。一直支撑着他们坚持下去的原因,还有银行方面从来没有出示过这张存款单的原件。

距离刘海斌拿着存款单到银行已经过去了七年。在这七年里,刘海斌与家人虽处处碰壁,但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与父亲四处奔波,去了许多的城市,花了大量的钱。

即便如此,这个案子到现在都还没有真相大白,而他也会和家人们一同继续寻找线索。虽然不知道结果如何,但他的勇气和毅力值得人们敬佩。

图丨刘先生

结束

该案件一出就备受争议,两极分化严重,有的站银行,有的站刘海斌一家。相信银行的人认为在年存进银行万元应该会惊天动地,而且这笔钱的来历谁也说不清楚。

在她的丈夫和儿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她一个女人是如何将这么重的现金运到银行的呢?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该案后,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相信刘海斌一家的人认为,刘海斌作为工作人员不可能不知道作伪账意味着什么,怎么可能造假来抹黑自己呢。

而且据刘海斌所说,银行的存款单以及存款记录都是要经过一条“流水线”的,要经过相关工作人员层层审核。就算是自己伪造好了存款单,并做好了万全准备,他一个人也无法拿到那么多有效的章。

图丨法院

后来警方也对刘海斌一家的笔迹进行了鉴定。和存款单原件对比后发现存款单上的笔迹与刘海斌一家并不匹配,这也就证明了存款单上的字迹并不是他们伪造的。

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不知何时才能找出真相,也许真相已经被黄小妹带走了吧。

「拍案说法」基础法律关系对保理银行追索权的影响

保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保理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核心的交易。该应收账款既可以是现有的应收账款,也可以是未来应收账款。但因应收账款债权人并未继续履行基础合同义务(即买卖合同中的供货义务),将有的应收账款后来并未实际产生,保理银行向债务人主张清偿债务的,不应予以支持。

根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豫民终号民事判决书,年月日,腾飞公司签发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通知工贸分公司,腾飞公司将自年月日至年月日其对工贸分公司发货产生的应收账款全部转让给建行洛阳分行。工贸分公司工作人员李世忠在回执上授权代理人处签字,同时加盖了工贸分公司的印章。建行洛阳分行收到腾飞公司提交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后,于年月日与腾飞公司签订了《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以下称《保理合同》),保理合同约定为公开型有追索权保理,即如建行洛阳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因任何原因不能按时足额收回时,均有权向腾飞公司追索;同日,任红军与建行洛阳分行签订了《自然人保证合同》。沈兰芳签订了《家庭成员借款担保承诺书》,同意其配偶任红军为建洛公保理[]号合同项下万元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同意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债务。建行洛阳分行提交的宗达祥签名的《自然人保证合同》(编号为:建洛公保理[]号-保号),一审法院在原审时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西证司法鉴定中心鉴字第号),鉴定意见认定《自然人保证合同》(编号为:建洛公保理[]号-保号)上“宗达祥”的署名不是宗达祥书写形成,同部位指印不是宗达祥手指按印。上述合同签订后,腾飞公司向建行洛阳分行提交了签订日期为年月日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编号为:),以及增值税发票(票号为-,-)、腾飞公司发货通知单和承运协议、应收账款转让确认书和应收账款转让确认清单。上述证据显示腾飞公司向工贸分公司供货元。建行洛阳分行核对留存复印件后于年月日向腾飞公司支付了保理预付款万元,融资期限为六个月。腾飞公司向建行洛阳分行提交了签订日期为年月日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编号为:)、增值税发票(票号为-)、腾飞公司发货通知单和承运协议、应收账款转让确认书和应收账款转让确认清单。上述证据显示腾飞公司向工贸分公司供货元。建行洛阳分行核对留存复印件后于年月日向腾飞公司支付了保理预付款万元,融资期限为六个月。腾飞公司提交了年月日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编号为:)和年月日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编号为:)原件,提交了年月日向工贸分公司发货通知单原件两份,显示向工贸分公司供货吨。称因腾飞公司发生变故,其余发货材料的会计账册凭证原件无法提供。截至年月日,腾飞公司尚有保理预付款本金万元未向建行洛阳分行清偿,利息清偿至年月日。一审法院另查明,年月日,建行洛阳分行工作人员李俊峰、贺庆国到工贸分公司催款时,工贸分公司工作人员李世忠称,虽然签收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但并未将该通知书交到财务部门,导致其财务部门年度付给腾飞公司任红军五六千万货款。称腾飞公司十几年来一直给工贸分公司供货,直到年未中标才停止供货,年以前的供货量很大。同时,李世忠从工贸分公司财务部门复印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交给建行洛阳分行工作人员,该《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日期为年月日,签订的三方分别为工贸分公司、腾飞公司、西安长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内容显示腾飞公司同意工贸分公司将所欠腾飞公司陶粒砂货款元支付给西安长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贸分公司称该元货款系年月日以前形成的债权,年月日以后腾飞公司没有供货。工贸分公司系鑫源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本案一审过程中,建行洛阳分行申请对腾飞公司发货单上“谢永峰”、“庄建”、“郭宏涛”签名的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但因其提交的发货单是复印件,导致鉴定不能。建行洛阳分行申请对工贸分公司账目中-年期间购买陶粒砂的会计凭证与原始单据是否相符进行审计,工贸分公司申请对年月日至年月日间该公司是否与腾飞公司存在因购买陶粒砂产生新的应收账款以及款项的数额,以及对年月日工贸分公司、腾飞公司及西安长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元债权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陕西华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申请事项进行了鉴定,并出具了陕华地会字[]第号《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为:“.未发现存在工贸分公司年-年期间购买陶粒砂的合计凭证与原始单据不相符的情况。.根据我所审计,我们认为:()工贸分公司-腾飞公司应付账款形成的时间是在年月日之前;()年月日之后至年月日腾飞公司再未向工贸分公司发送陶粒砂货物及未产生新的应付账款。工贸分公司年月日之后至年月日间该公司与腾飞公司未发现存在因购买陶粒砂产生新的应收账款。.年月日工贸分公司、腾飞公司、西安长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三方所签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元债权的形成时间为年月日之前,准确为年月日之前。”

一审法院认为,腾飞公司向工贸分公司出具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工贸分公司在回执上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确认《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所述应收账款债权已全部转让给建行洛阳分行,并确保按《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的要求及时、足额付款至银行指定的账户,之后建行洛阳分行又与腾飞公司签订了《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向腾飞公司发放了融资款,以上说明工贸分公司同意将应收账款转让给建行洛阳分行,建行洛阳分行向腾飞公司提供资金融通,符合保理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因此,本案系保理合同纠纷。既是保理合同纠纷,保理人可以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或者回购应收账款债权,也可以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保理人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在扣除保理融资款本息和相关费用后有剩余的,剩余部分应当返还给账款债权人。建行洛阳分行与腾飞公司签订的《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合同签订后,建行洛阳分行依约向腾飞公司账户发放预付保理款,到期后,尚欠本金万元及利息,腾飞公司未按期偿还,已构成违约。涉案保理合同为公开型有追索权保理,约定建行洛阳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因任何原因不能按时足额收回时,均有权向腾飞公司追索。因此,一审法院对建行洛阳分行要求腾飞公司偿还借款本金万元、利息(该利息自年月日起,按合同约定的逾期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建行洛阳分行与任红军签订的《自然人保证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任红军应对腾飞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沈兰芳向建行洛阳分行出具了《家庭成员借款担保承诺书》,同意其配偶任红军为建洛公保理[]号合同项下万元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同意以夫妻债务共同清偿债务。因此,沈兰芳应在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内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外,建行洛阳分行提供的《自然人保证合同》(编号为:建洛公保理[]号-保号)上的签名并非宗达祥本人所签订,指纹也非宗达祥本人所按,故建行洛阳分行与宗达祥不成立保证合同关系,其要求宗达祥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年月日腾飞公司向工贸分公司出具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腾飞公司将其于年月日至年月日之间向该公司发货的应收账款全部转让给建行洛阳分行,工贸分公司在回执上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承诺将根据通知的要求将货款支付给建行洛阳分行。因此,腾飞公司是将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形成的债权转让给了建行洛阳分行,从该行取得保理预付款。该债权所跨时间长,数额不确定,属于未来不确定的债权,因此,债权转让的数额应以该段时间内实际形成的债权数额为准。一审审理期间,经当事人申请,一审法院委托陕西华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申请事项进行了鉴定,结论为工贸分公司年月日之后至年月日间与腾飞公司未发现存在因购买陶粒砂产生新的应收账款。因此,腾飞公司出具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上虽有工贸分公司工作人员李世忠签字并加盖该公司印章,但腾飞公司转让的是即将发生的债权,债权是否实际形成以及债权的数额具有不确定性,建行洛阳分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应对受让此类债权办理保理业务的法律风险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因腾飞公司年月日至年月日之间未向工贸分公司供应陶粒砂,导致该段时间未产生应收账款,故建行洛阳分行要求工贸分公司对本案腾飞公司的保理预付款承担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腾飞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建行洛阳分行偿还保理预付款本金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编号:建洛公保理[]号】约定自年月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止);二、任红军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腾飞公司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清偿后,有权向腾飞公司追偿;三、沈兰芳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腾飞公司承担的债务在其与任红军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清偿后,有权向腾飞公司追偿;四、驳回建行洛阳分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元,财产保全费元,共计元,由腾飞公司、任红军、沈兰芳共同负担;鉴定费元(建行洛阳分行与工贸分公司各垫付元,宗达祥垫付元),由建行洛阳分行负担。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条规定,保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保理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核心的交易。该应收账款既可以是现有的应收账款,也可以是未来应收账款。本案中,腾飞公司先向工贸分公司出具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通知工贸分公司将自年月日至年月日腾飞公司对工贸分公司发货产生的应收账款全部转让给建行洛阳分行。建行洛阳分行收到工贸分公司签字确认的《应收账款通知书》后,与腾飞公司于年月日签订了《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编号:建洛公保理[]号】(以下称《保理合同》),约定额度期限自年月日至年月日。在腾飞公司分别向建行洛阳分行提交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腾飞公司发货通知单、承运协议等材料后,建行洛阳分行于年月日、年月日向腾飞公司支付的两笔保理预付款。根据上述事实,在案涉《保理合同》签订时,各方当事人之间仅是对腾飞公司将其与工贸分公司就未来的买卖合同关系形成的债权,转让给建行洛阳分行达成了合意,腾飞公司对工贸分公司发货产生的应收账款尚未实际发生,属于将来应收账款的转让。而保理商基于将来应收账款的转让向债务人主张清偿债务的前提应当是该应收账款已经发生并能够确定。如果该将来应收账款后来实际并未产生,则保理商无法向债务人主张清偿债务。故,本案中建行洛阳分行要求工贸分公司清偿债务的请求能否支持,需要审查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约定的期间内腾飞公司与工贸分公司之间是否实际发生交易并形成有应收账款。

关于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约定的期间内,即年月日至年月日期间,腾飞公司与工贸分公司之间是否形成有应收账款及具体数额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委托陕西华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是工贸分公司与腾飞公司年月日至年月日间未发现存在因购买陶粒砂产生新的应收账款。建行洛阳分行上诉认为年月日两张单据未移交鉴定机构,鉴定机构未逐一核对原始凭证,故鉴定意见不应采信。年月日的两张腾飞公司发货通知单中,收货单位载明为长庆油田,通知单中没有鑫源公司或工贸分公司名称或印章,故仅依据相关人员签名,不足以认定腾飞公司与工贸分公司之间实际发生供货关系。建行洛阳分行称工贸分公司提交鉴定的财务资料中缺少原始凭证亦缺乏相应证据证明。此外,建行洛阳分行在支付保理预付款时,收到了腾飞公司提交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腾飞公司发货通知单、承运协议等材料,但其中的增值税发票,二审庭审中建行洛阳分行与工贸分公司均认可增值税发票已过期。建行洛阳分行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向腾飞公司支付保理预付款前,工贸分公司向其出具过载明应收账款具体数额的确认书,那么,建行洛阳分行在向腾飞公司支付保理预付款时,是否有应收账款及应收账款的数额并不确定。因此,一审法院采信鉴定意见,认定年月日至年月日期间腾飞公司未向工贸分公司供应陶粒砂,导致该期间未产生应收账款,工贸分公司不承担保理预付款的清偿责任,并无不当。建行洛阳分行提交的工贸分公司工作人员李世忠的谈话录音,亦不足以证明工贸分公司与腾飞公司在年月日之后存在陶粒砂的买卖合同关系。故,建行洛阳分行的该项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建行洛阳分行上诉主张工贸分公司、腾飞公司与西安长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间无权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是对建行债权的侵害的问题。本案《保理合同》约定的是发生在年月日至年月日期间的应收账款,鑫源公司、腾飞公司与西安长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虽然签订时间是在年月日,但工贸分公司称协议所涉款项系年月日以前形成的债权。且依据鉴定意见,年月日之后,工贸分公司与腾飞公司之间没有发生供货,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债权转让协议》中所涉债权发生在本案《保理合同》约定的期间,故建行洛阳分行认为《债权转让协议》侵害其利益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驳回建行洛阳分行上诉。

【司法行政先锋】湘警职院何海洋:身先士卒谋方略,求索之心创机制,筚路蓝缕开局面

何海洋,现系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刑事司法系司法鉴定教研室主任兼学院崇真鉴定所所长。

作为党龄年的共产党员,面对一手建立的专业,他总是激情满满,他相信对司法鉴定行业的热情,是最吸引人最感染人的特质所在。“鉴定求真怀育人梦,立德树人铭党员心。”作为鉴定所的所长,作为湘警职院培养的司法鉴定人,何海洋与同学们有着天然的共情,也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与使命。

“善之本在于教,教之本在于师。”作为一名高职院校的教师,何海洋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在司法鉴定行业中看到自己学生的身影,能与自己的学生一起鉴定办案是他教师梦中最绚丽、深沉的地方。

身先士卒谋方略

开“产教融合”专业建设新篇章

在何海洋看来,司法鉴定行业日益提升的人才素质要求与落后的人才培养质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职业院校与行业深度合作,促成产教融合。

湘警职院为司法鉴定技术专业开设湖南崇真司法鉴定所。年,何海洋开始担任湖南崇真司法鉴定所所长,提出了司法鉴定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理论模型——“双师型教师在标准化训练场所,基于行业规范在鉴定办案的过程中训练学生的技能与素养”。这对司法鉴定技术的教师、教材、教法都提出前所未有的变革要求。

作为鉴定专业教研室主任,他常常提醒自己和教研室的老师,自己为教学、为学生应做什么?能做什么?做了什么?身教重于言传。

“在事业攻坚克难之时,党员务必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何海洋这样说,也这样做。在他的影响下,崇真鉴定所上下戮力同心,奋楫笃行,年湘警职院首批产教融合项目出炉,湖南崇真司法鉴定所与湘警职院共建标准化生产性实训室。

去年年底,湘警职院司法鉴定研究所成立。自此,湘警职院司法鉴定人才培养的一专业二所成三位一体的良好局面已经形成,司法鉴定专业人才培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求索之心创机制

树“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新模式

大学期间,何海洋曾在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学习。他的导师曾经说过“司法鉴定人才培养最好的方式就是师父带徒弟”。

如今,何海洋自己也正在用实际行动探索、践行着这么简短的一句话。

自年,湘警职院司法鉴定技术专业开始招生,何海洋便开始带学徒。师生一起鉴定办案,一起公益宣传,一起看书运动。

当然,在践行学徒制期间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时间、精力跟不上,周围频频出现质疑声,“你就是作死,你带这么多学徒图啥呢?"好不容易教出一批学徒,又有人泼冷水,“你那根本不是学徒制,你能管人家就业么?”

幸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入党时初心给予了何海洋不言败、不放弃的坚毅力量,他始终坚信只要能培育更多的专业学徒,就一定得到行业的肯定,也相信越来越多的鉴定机构会加入到这个行列来。年苏博班、年崇真班、西正班相继成立,具有警院特色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亲模式正悄然绽放。

筚路蓝缕开局面

铺用人单位和学生“双选”就业新路子

通过双向选择引导学生们成长为更符合行业需要的人才是职业教育的基本规律,但对于一个新专业而言,实习基地和就业机构的缺乏成为一大难题。

为解决现实问题,何海洋开始一家一家登门拜访,愿意合作的鉴定机构从无到有、从寥寥数家到稳定在家左右。年月底,湘警职院鉴定专业第一届实习就业一体化双选会成功举办。多年来,该“双选会”在行业内已拥有一定声誉,并长期与广东、广西、浙江、江苏、海南的司法鉴定机构合作。以双选会为中心的系列“周边产品”,例如“师兄师姐说鉴定”“实习生说岗位”“学徒说专业”等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促进了学生的多样化发展,成为鉴定专业的一项又一项文化传统。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为人师者,就是尽其所能给学生添一份温暖,增一份信心;身为党员,就是得其所好为法治国家育一代人才,加一层保障,牢记责任使命,勇于改革创新。

何海洋相信在党的旗帜呼唤下,全体师生的奋斗下,教研团队的钻研下,会有更多来自湘警职院的鉴定学子响应党的号召,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投身到法治国家的建设大业中去,以优异成绩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来源:人民日报·湖南焦点

编校:邓慧 叶子

审核:夏唐凯

一张巴掌大纸条引发的年诉讼路

魏正义去世后,家人催要其生前借出的一笔万元借款时,债务人却出示了一张五厘米宽、上下边缘剪裁整齐、巴掌大小的钱据两讫的字据,并表示已经通过现金形式归还欠款。这张纸头经历了五次司法鉴定,引发了一审、二审、再审、最高检抗诉、最高法再审。回首这一路诉讼,魏正义家人很疲惫——

  一张巴掌大纸条引发的年诉讼路

从一审、二审、省高院再审,检察机关抗诉启动最高法再审,这张厘米宽的小纸条所引发的诉讼,经历了现行制度内的所有诉讼程序,耗时年之久,再加上后续执行程序,用经年累月形容,并不夸张。

年民事诉讼法修改,鉴定结论“更名”为鉴定意见,立法语言变化的背后,意味着鉴定意见并不具有一锤定音功能,司法审判更应当从证据三性、鉴定方法的科学性角度判断其证明力大小。通过抗诉,检察机关也在传递一种理念,民事审判不应被鉴定意见带偏,陷入“唯鉴是举”的错误思维。

在书写签名时,一定要慎重,要格外注意书写位置——保持与主文连贯、减少字据留白,必要时可做特殊备注,以避免签名被“移花接木”,产生不必要麻烦。

企业家去世后,家人发现了一张巨额借条

如今再谈起年的那场官司,魏正义(化名)最小的儿子或许印象并不深刻,彼时他还不满十岁。前不久魏正义家人拿到了执行款,此时,他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这一路,确实很漫长。

魏正义生前是河南省新密市有名的企业家。他自幼家穷,没读过几年书,按照他家里人的说法,也就能写好自己的名字。在创办煤矿,富裕之后,他转而热衷慈善,资助困难学生,使上千名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年月日,魏正义突发疾病去世。“父亲弥留之际叮嘱我们,一定要拿出个人积蓄回报社会,设立基金资助贫困学生。”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魏正义的女儿介绍说。年月日,“魏正义助学基金”成立,按照计划,每年从基金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就在筹措资金时,魏正义的家人遇到了麻烦。“年至年,我父亲先后次共借给当地一家耐火材料公司实际经营者王彩虹(化名)万元,王彩虹也给父亲打了张借条。年月底,父亲向王彩虹催要借款,她称人在外地。父亲去世后,我们多次向王彩虹催讨借款,年上半年,王彩虹却拿出一张字条,说她已在父亲生前还清了万元欠款。”女儿说。

沟通无果后,年月日,魏正义的家人——老伴王芳(化名)与孩子们一纸诉状,将王彩虹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王彩虹偿还万元借款及利息。

对簿公堂之后,王彩虹进行了答辩。“年春节的时候,市场上耐火材料需求量陡增,因为耐火材料的定做和发运都需大量流动资金,投资成立一年多的耐火材料公司遇到了资金难题。”王彩虹在答辩状中叙述道。

“你帮了我那么多忙,没给你分文报酬,现在你需要流动资金,我支持你。有利润了你请客,没利润的话,就当我借钱给你用,不用还利息。”按照王彩虹的说法,是魏正义得知其耐火材料公司流动资金紧张后,主动问她是否需要帮忙。

年月日、月日、月日,魏正义分三次转给了王彩虹万元。“因为是定制化生产,所以耐火材料要按照需求方图纸型号分批生产。如果买方款项不打过来,我们是不生产、不发货的,所以账期不会很长。年月开始,公司就开始了陆续回款。”王彩虹说,其于年月将公司到账的一笔贷款承兑汇票万元,贴息兑付后凑足了现金万元,全部还给了魏正义。此后又偿还了万元。

年临近年末,王彩虹的耐火材料公司又遇到了资金紧张。“魏正义又支持了我万元。年月日,我一笔还给了他万元,就此清了帐。”

王彩虹表示,还完款项后,她曾主动要求魏正义归还欠条。“你之前写的借据在我家里放着,现在回家不太方便,干脆写个字据吧。”因为二人之间的关系不错,王彩虹也没有把它当做一回事。按照这个提议,魏正义给王彩虹提供了这份字据——

“王彩虹借款已全部还清,以前双方所写借款条和还款条自行撕毁,以此为据。..立字据人:魏正义”。(以下简称“年月日字据”)

“在我的耐火材料公司门口,他写了这张收据。和魏正义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男的,因为魏正义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所以就让这个男的写字据主文,魏正义签名捺印。”王彩虹表示,到这就已经是钱据两讫了。

对于“多次催要欠款”的说法,王彩虹也给予回应——根本不是事实,纯属谎言。“只是在起诉前一星期左右,在当地一家洗衣店门口,魏正义的家人要过一次款。除此之外,没有人主张过权利。”

在魏正义家人看来,王彩虹上述辩解并不成立。此前采访中,魏正义家人对王彩虹辩解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不认可——

一是字据宽不到厘米、有剪裁痕迹、没有标题、正文和签字不是一支笔所写,也不是一人所写,字据正文也没有指印;二是王彩虹多年从事律师职业,从第一次还款到魏正义去世,将近一年半时间,她是有充分的时间索要借条。更蹊跷的是,巨额还款都是现金且没有取款记录,也不符合普通人的日常认知。

历经三级院,五次鉴定,字据到底是真是假?

一方是要求借款方归还借款及利息,一方则表示确实有借款,但是已经归还。原被告之间“针尖对麦芒”,究竟谁真谁假,还得要靠证据来说话。按照庭审的走向,“年月日字据”的真伪就成了双方争议的焦点。

记者注意到,从外观上来看,这份关键性证据确实并不起眼,其长度也就是一张纸宽度,宽度也就是厘米左右,字据上下边缘均有明显剪裁痕迹,;从内容上来看,一共就三行字,前两行是正文,第三行是落款时间,紧随其后则是签名“魏正义”和他的按捺指纹。

然而,还未及法院组织双方当庭对字据进行质证,被告王彩虹在年月日自行委托河南检苑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并且明确指示鉴定机构要采取溶解检验方法。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种鉴定方法极易导致鉴定材料的破损,影响对形成时间的鉴定,特别是王彩虹长期从事律师执业,这种操作更是让人费解。

年月日,河南检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结论:字据中的“魏正义”签名是魏正义所写,“魏正义”签名上的指纹是魏正义捺印。

这个由被告自行委托的鉴定,对照的样本来自哪里?委托鉴定事项又是哪些?为何要委托给这家鉴定机构?……多个疑点让这份报告并不能获得魏正义家人的认可。于是,年月日,王芳等人向法院提出了鉴定申请,在双方当事人的共同选择之下,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年月日字据”进行鉴定。

蹊跷的是,在鉴定期间——月日,有人冒用一审法院名义向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寄送“王彩虹原借款下万元未还,因合作硅砖款未收回,收回后归还,其他借款已全部归还,原借款条作废。..魏正义”字据,并明确表示这是鉴定样本,可以参照这个内容进行对比鉴定。

年月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结论:送检字据上“魏正义”三字不是打印形成,署名“魏正义”三字不是魏正义本人书写形成,押名指印是魏正义的指印,但不能确定其形成方式。

正是这个鉴定样本的“乱入”,让王彩虹认为,上述鉴定存在着程序违法嫌疑,并提出了第三次鉴定申请。而魏正义的家人则认为,寄送样本的寄件人正是王彩虹,其目标就是让这份对自己无益的鉴定结论“失语”。后经审委会讨论,“年月日字据”又迎来第三次鉴定之旅,被送往辽宁省北方司法鉴定所。

年月日,辽宁省北方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结论——“魏正义”签名与样本上“魏正义”签名为同一人所写。尽管魏正义的家人提出辽宁省北方司法鉴定所有超范围鉴定的违法行为,但法院认为,在接受委托时,鉴定机构已经明确仅能接受文书鉴定,并拒绝了痕迹鉴定的申请。因此,整个鉴定工作是在鉴定范围内,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依据充分,对该鉴定结论予以采信。

历经三次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即便不对指纹进行鉴定,仅凭“魏正义”的签名真实,也可以认定证据真实性,案件相关事实已经查证属实,最终,法院采纳了被告所提出的万已经还清的辩解,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在得知辽宁北方司法鉴定所只有文书鉴定资质、不具有痕迹鉴定资质和微量鉴定资质的情况下,应当依法通知当事人重新选择鉴定机构,法院将‘年月日字据’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唯一依据于法无据。”一审判决后,魏正义的家人并不认可,提出了上诉。

上诉后,二审法院将庭审的焦点聚集在字据的真伪上,就此,“年月日字据”迎来了第四次鉴定。经过委托,年月日,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检验报告书:“魏正义”签名字迹与样本上“魏正义”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检材上的指印是魏正义用印油按捺形成。就此,二审法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于是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

“两审仅仅依据一张字据来认定王彩虹已经归还,证据明显不足。再者,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检验报告不属于证据形式,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于这份判决,王芳等人并不认同,向省法院申请再审。

虽然已经经历了四次鉴定,但认为每一次鉴定程序都有瑕疵,为了探个究竟,在申请再审期间,王芳等人也还是自行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对“年月日字据”上的“魏正义”签名字迹进行鉴定,这也是该字据的第五次鉴定,鉴定结论显示,字据上的签名并不真实。

王芳等人希冀于法院能够支持自己的诉求,然而,事与愿违, 年月日,法院作出维持二审的判决。

事实认定被司法鉴定带偏 最高检:纠偏

失望之中,王芳等人将维权的希望放在了检察机关的抗诉上。

接受民事检察监督申请后,河南省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冯海宽对全案证据进行了仔细分析。在他看来,再审法院对三份鉴定结论的分析和认定存在着明显问题。

“客观上来讲,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较为公允,再审法院却以鉴定程序违法为由不予采信,实属不当。”冯海宽向记者表示,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结论之后,该份鉴定报告的鉴定人员之一——王胜利(化名)曾出庭作证,并提交《出庭质证的书面说明》。依据王胜利的证言,其依据样本一,已判断出检材具有仿写特征,这个判断并未受到样本的干扰。

也就是说,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委托的程序合法,具有相应鉴定资质。“但遗憾的是,法院却忽视了鉴定人的出庭作证内容,而是选择了重新鉴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冯海宽表示,在司法审判中,不能将案件事实的发现全部交由一纸鉴定意见。

“年月日字据”系孤证,并且自身存在着多处瑕疵。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除了借条收条等书证外,还可以从还款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他说。

具体到本案,该承办人介绍,王彩虹主张还款的万元来自承兑汇票贴现兑付,但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王彩虹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再审法院仅依据“年月日字据”这一孤证认定还款事实,证据明显是不足的。

记者注意到,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借贷司法解释中,也有明确的表述——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不仅是证据不足的问题,王彩虹一方所主张的事实也是有违经验法则。“王彩虹称其在年月日以现金形式还了万元,三个月后又还了万元,年月日将剩余万元全部偿还。数额如此巨大的三笔还款以现金形式归还,没有相关银行转账或提取现金的证据,并且没有合理解释该三笔款项的合法来源,这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他说。

在冯海宽看来,王彩虹是一名执业律师,对法律行为有着高于一般人的理解,但在案事实显示,王彩虹的某些行为很难理解。“比如,王彩虹在庭审中曾表示,前两次还款时,魏正义都写有收条。在借款条未收回的前提下,保留还款单据明显是对自己有利,而王彩虹却将前两次的还款条撕毁,这也不符合生活经验,更不要说她还是一名律师。”

案件审查结束,河南省检察院认为,终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提请最高检抗诉。就这样,案件流转至最高检,最高检案件承办人认为,“年月日字据”系孤证,且存在多处瑕疵,加之王彩虹对其所称以承兑汇票贴息兑付还款万元的事实,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以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证明力明显不足。在最高检承办人“接力”审查、院领导审批后,很快,最高检便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在多份鉴定结论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原再审法院直接采信“年月日字据”的真实性并认为王彩虹仅提供该字据即完成了其已还款的举证责任,此种认定不尽全面、客观,有违常理。”对于法院委托的三次鉴定,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如上评价。

“第一笔是是在年月号还的,是我们去银行承兑给他的,当时他是在我的律师事务所里拿的现金。”结合王彩虹还款资金来源的说法,最高法要求王彩虹提供该万元承兑相关的票据、财务凭证。庭审中,王彩虹提供了时任公司现金出纳工作人员的证言及情况说明以及公司记账凭证等材料。但关键的汇票号码等基本信息,即便是丢失,也可以通过银行交易记录予以核实,但王彩虹一直未能提供。

对此,最高法认为,王彩虹主张的分笔偿还借款中的最大一笔万元的现金来源,未能充分举证,即应当认为债务人王彩虹对其已经偿还万元借款这一事实主张未能完成应承担的证明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换做通俗的理解,最高法认定,王彩虹并未清偿这余万元借款。

最终,最高法接受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年月日,最高法作出终审判决,“王彩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王芳等人支付万元及相应利息……”拿到这份判决,魏正义的家人已经等了年。

  司法判决不应违背基本的日常生活经验

  第六检察厅 滕艳军

最高检张军检察长指出,民事法律关系纷繁复杂,检察机关必须聚焦突出问题,精准履行监督职责,及时监督纠正错误的司法裁判,维护司法公正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本案中,一张存在重大瑕疵的字据,一份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的孤证,缘何在历经多次鉴定后,却成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一言以蔽之,司法判决违背了基本的日常生活经验,导致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最终出现以鉴代审的情况。

所谓日常生活经验,在西方法律制度中表述为经验法则,是指人们从生活经验中归纳获得的关于事物因果关系或属性状态的法则或知识。日常生活经验不仅客观存在于每一个普通人的认知范围中,更影响到法官认定事实的全过程。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由此可知,日常生活经验已成为法官评判证据价值和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依据之一。

本案中,被告王彩虹出具的字据系孤证且存在多处瑕疵。该字据宽不到五厘米,有明显的剪裁痕迹,签名处被溶解处理;没有标题,正文、签字不是一支笔所写,也不是同一人所写;字据正文没有指印,魏正义签名处指印反着的,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指印是否拓印还是捺印。从日常生活经验判断,该证据极有可能系利用真实字据留白处进行变造,自然也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的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特别是在查证万元承兑汇票贴息兑付这一重要事实的基础上,综合判断还款事实是否发生,而非依赖司法鉴定。司法鉴定代替不了法官的司法判断,特别是在多份鉴定意见均存在瑕疵且意见相左的情况下,司法判决更不应被鉴定意见带跑偏,甚至出现以鉴代审的情况。

民事检察倡导精准监督。所谓“精”,就是要注重选择在法治理念、司法活动中有纠偏、创新、进步、引领价值的典型案件,努力做到监督一件,促进解决一个领域、一个地方、一个时期司法理念、政策、导向问题;所谓“准”,就是要做到案件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在此基础上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监督方式。本案经省检院提请抗诉、最高检提出抗诉等程序,最高法最终改判王彩虹偿还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本案在准确适用日常生活经验、正确审查认定证据以及防止以鉴代审方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在社会价值方面,也启示我们慎重对待个人签名,防止被“移花接木”,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检察日报全媒体记者于潇)

来源:正义网

一张纸条引发年诉讼,最高检抗诉传递一种司法理念……

从一审、二审、省高院再审,检察机关抗诉,直至启动最高法再审,一张五厘米宽的小纸条所引发的诉讼,经历了现行制度内的所有诉讼程序,耗时十二年之久。

通过对此案的成功抗诉,检察机关也在传递一种理念——民事审判不应被鉴定意见带偏,陷入“唯鉴是举”的错误思维。

说起年的那场官司,魏正义(化名)最小的儿子印象并不深刻,彼时他还不满十岁。前不久,魏正义家人拿到了执行款,此时,他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父亲离世

家人追讨万元借款

魏正义生前是河南省新密市的一名企业家。他自幼家穷,没读过几年书。在创办企业后,魏正义热衷慈善,上千名贫困学生因他的资助顺利完成学业。

年月日,魏正义突发疾病去世。“父亲弥留之际叮嘱我们,一定要拿出个人积蓄回报社会,设立基金资助贫困学生。”据魏正义的女儿介绍,年月日,“魏正义助学基金”成立,按照计划,每年从基金中拿出一部分资金资助贫困学生。

就在筹措资金时,魏正义的家人遇到了麻烦。“年至年,我父亲先后次共借给当地一家耐火材料公司实际经营者王彩虹(化名)万元,王彩虹也给父亲打了张借条。年月底,父亲向王彩虹催要借款,王彩虹称她在外地。父亲去世后,我们多次向王催讨借款。年上半年,王彩虹却拿出一张纸条,说她已在父亲生前还清了万元欠款。”魏正义的女儿对记者说。

沟通无果后,年月日,魏正义的家人——老伴王芳(化名)和子女将王彩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王彩虹偿还万元借款及利息。

王彩虹辩称,年春节,她投资成立的耐火材料公司遇到了资金难题。魏正义对她说:“你以前帮了我很多忙,也没拿分文报酬,现在我可以借款给你。有利润了你请客,如果没利润,就当我借钱给你用,不用还利息。”就这样,在年月日、月日、月日,魏正义分三次转给了王彩虹万元。

“因为是定制化生产,所以耐火材料要按照需求方图纸型号分批生产。如果买方款项不打过来,我们是不生产、不发货的,所以账期不会很长。”王彩虹说,在年月,她公司到账一笔承兑汇票万元,在贴息兑付后,又凑了一些钱,“凑齐现金万元,还给了魏正义,此后又偿还了万元。”

年临近年末,王彩虹的耐火材料公司又遇到了资金问题。“魏正义又借给我万元。在年月日,我一笔还给了他万元,就此清了账。”

王彩虹表示,还完款项后,她曾主动要求魏正义归还欠条。魏正义说,之前写的借据在家里放着,回家去取不太方便,干脆写个字据吧。因为二人关系不错,王彩虹同意了这个提议。于是,魏正义给王彩虹提供了一份字据——“王彩虹借款已全部还清,以前双方所写借款条和还款条自行撕毁,以此为据。年月日 立字据人:魏正义”(以下简称“年月日字据”)。

“在耐火材料公司门口,他写了这张字据。和魏正义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男的,因为魏正义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所以就让那个男的写字据主文,魏正义签名捺印。”王彩虹表示,到这就已经是钱据两讫了。

对于魏家人“多次催要欠款”的说法,王彩虹也给予回应——根本不是事实,纯属谎言。“只是在起诉前一星期左右,在当地一家洗衣店门口,魏正义的家人要过一次款。除此之外,没有人主张过权利。”

在魏家人看来,王彩虹上述辩解并不成立,并对王彩虹辩解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不认可——一是钱据两讫的字据宽不到厘米、有剪裁痕迹、没有标题、正文和签字不是一支笔所写,也不是一人所写,字据正文也没有指印;二是王彩虹多年从事律师职业,从第一次还款到魏正义去世,将近一年半时间,她有充分的时间索要借条。更蹊跷的是,巨额还款都是现金且没有取款记录,这不符合普通人的日常认知。

三级法院五次鉴定

一张字据真伪难辨

一方要求借款方归还借款及利息,一方则表示借款已经归还。究竟谁真谁假?“年月日字据”的真伪成了双方争议的焦点。

记者注意到,从外观上看,这份关键证据长度也就一张纸宽,宽度约厘米,字据上下边缘均有明显的剪裁痕迹;从内容上看,一共就三行字,前两行是正文,第三行是落款时间,紧随其后则是签名“魏正义”和他的按捺指印。

然而,还未及法院组织双方当庭对字据进行质证,年月日,被告王彩虹自行委托河南检苑司法鉴定中心对该字据进行了鉴定,并且明确指示鉴定机构要采取溶解检验方法。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种鉴定方法极易导致鉴定材料的破损,对形成时间的鉴定也会有影响。王彩虹长期从事律师职业,她指示用此方法鉴定实在令人费解。

年月日,河南检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认为,字据中的“魏正义”签名是魏正义所写,“魏正义”签名上的指纹是魏正义捺印。

这个由被告自行委托的鉴定,对照的样本来自哪里?委托鉴定事项又是哪些?为何要委托给这家鉴定机构?……这份报告没能获得魏正义家人的认可。

年月日,王芳等人向法院提出了鉴定申请,在双方当事人的共同选择之下,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年月日字据”进行鉴定。

蹊跷的是,在鉴定期间——年月日,有人冒用一审法院名义向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寄送“王彩虹原借款下万元未还,因合作硅砖款未收回,收回后归还,其他借款已全部归还,原借款条作废。..魏正义”字据,并明确表示这是鉴定样本,可以参照这个内容进行对比鉴定。

年月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结论:送检字据上“魏正义”三字不是打印形成,署名“魏正义”三字不是魏正义本人书写形成,押名指印是魏正义的指印,但不能确定其形成方式。

鉴定样本出现后,王彩虹提出了第三次鉴定申请。而魏正义的家人则认为,样本的寄件人很可能就是王彩虹,其目的就是让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失语”。后经法院审委会讨论,“年月日字据”又被送往辽宁省北方司法鉴定所。

年月日,辽宁省北方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年月日字据”上“魏正义”签名与样本上“魏正义”签名为同一人所写。

尽管魏正义的家人提出,辽宁省北方司法鉴定所有超范围鉴定的违法行为,但法院认为,在接受委托时,鉴定机构已经明确表示其具备文书鉴定资质,尽管没有痕迹鉴定资质,但在文书鉴定业务范围内,其鉴定意见应予以采信。

历经次鉴定,一审法院指出,即便不对指纹进行鉴定,仅凭“魏正义”签名真实,也可以认定证据的真实性,案件相关事实已经查证属实。最终,法院采纳了被告所提出的万元已经还清的辩解,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在得知辽宁省北方司法鉴定所只有文书鉴定资质、不具有痕迹鉴定资质和微量鉴定资质的情况下,应当依法通知当事人重新选择鉴定机构,法院将‘年月日字据’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唯一依据于法无据。”一审判决后,魏正义的家人提起了上诉。

二审开庭后,字据真伪依旧是庭审焦点。“年月日字据”迎来了第四次鉴定。经过委托,年月日,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检验报告书:“魏正义”签名字迹与样本上“魏正义”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检材上的指印是魏正义用印油按捺形成。就此,二审法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于是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

“仅仅依据一张字据来认定王彩虹已经还款,证据明显不足。再者,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检验报告不属于证据形式,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于这份判决,王芳等人并不认同,向法院申请再审。

虽然已经经历了次鉴定,由于认为每一次鉴定程序都有瑕疵,在申请再审期间,王芳等人也自行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对“年月日字据”上的“魏正义”签名字迹进行鉴定,这也是该字据的第五次鉴定。鉴定意见显示,字据上的签名并不真实。

王芳等人希冀于法院能够支持自己的诉求。然而,年月日,河南省高级法院作出了维持二审的判决。

最高检抗诉纠偏

债务人举证不能应偿还借款

失望之中,王芳等人将维权的希望放在了检察机关的抗诉上。

接受王芳等人的监督申请后,河南省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冯海宽对全案证据进行了仔细分析。在他看来,再审法院对几份鉴定意见的分析和认定存在着明显问题。

“客观上来讲,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较为公允,再审法院却以鉴定程序违法为由不予采信,实属不当。”冯海宽向记者表示,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之后,该份鉴定报告的鉴定人员之一——王胜利(化名)曾出庭作证,并提交《出庭质证的书面说明》。依据他的证言,其依据样本,已判断出检材具有仿写特征,这个判断并未受到样本的干扰。

也就是说,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委托的程序合法,具有相应鉴定资质。“但遗憾的是,法院却忽视了鉴定人的出庭作证内容,而是选择了重新鉴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冯海宽表示,在司法审判中,不能将案件事实的发现全部交由一纸鉴定意见来完成。“年月日字据”系孤证,并且自身存在着多处瑕疵。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除了借条、收据等书证外,还应该从还款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冯海宽说。

记者注意到,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借贷司法解释中,也有明确的表述——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不仅是证据不足的问题,王彩虹一方所主张的事实也是有违经验法则。“王彩虹称其在年月日以现金形式还了万元,个月后又还了万元,年月日将剩余万元全部偿还。数额如此巨大的笔还款以现金形式归还,没有相关银行转账或提取现金的证据,并且没有合理解释该三笔款项的合法来源,这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冯海宽说。

冯海宽认为,王彩虹是一名律师,对法律行为有着高于一般人的理解,但在案事实显示,王彩虹的某些行为让人很难理解。

“比如,王彩虹在庭审中曾表示,前两次还款时,魏正义都写有收条。在借条未收回的前提下,保留还款单据明显是对自己有利的,而王彩虹却将前两次的还款收条撕毁,这也不符合生活经验,更不要说她还是一名律师。”

案件审查结束,河南省检察院认为,终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遂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受理此案后,最高检案件承办人认为,“年月日字据”系孤证,且存在多处瑕疵;王彩虹所称以承兑汇票贴息兑付方式还款万元的事实,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以“年月日字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证明力明显不足。

在最高检承办人“接力”审查、院领导审批后,很快,最高检便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在多份鉴定意见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原再审法院直接采信‘年月日字据’的真实性并认为王彩虹仅提供该字据即完成了其已还款的举证责任,此种认定不尽全面、客观,有违常理。”对于法院委托的次鉴定,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如上评价。

“第一笔是在年月日还的,是我们去银行承兑给他的,当时他是在我的律师事务所里拿的现金。”针对王彩虹提供的还款资金来源的说法,最高法要求其提供该万元承兑相关的票据、财务凭证。庭审中,王彩虹提供了时任公司现金出纳工作人员的证言及情况说明以及公司记账凭证等材料。但关键的汇票号码等基本信息(即便是丢失,也可通过银行交易记录予以核实),王彩虹却一直未能提供。

对此,最高法认为,王彩虹主张的分笔偿还借款中的最大一笔万元的现金来源,未能充分举证,即应当认为债务人王彩虹对其已经偿还万元借款这一事实主张未能完成应承担的证明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换作通俗的话说,最高法认定,王彩虹并未清偿这万元借款。

最终,最高法接受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年月日,最高法作出终审判决,“王彩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王芳等人支付万元及相应利息……”这份判决,魏正义的家人等了年。

“唯鉴是举”不可取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厅 滕艳军

民事法律关系纷繁复杂,检察机关必须聚焦突出问题,精准履行监督职责,及时监督纠正错误的司法裁判,维护司法公正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本案中,一张存在重大瑕疵的字据,一份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的孤证,缘何在历经多次鉴定后,却成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一言以蔽之,司法判决违背了基本的日常生活经验,导致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最终出现以鉴代审的情况。

所谓日常生活经验,在西方法律制度中表述为经验法则,是指人们从生活经验中归纳获得的关于事物因果关系或属性状态的法则或知识。日常生活经验不仅客观存在于每一个普通人的认知范围中,更影响到法官认定事实的全过程。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由此可知,日常生活经验已成为法官评判证据价值和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依据之一。

本案中,被告王彩虹出具的字据系孤证且存在多处瑕疵。该字据宽不到厘米,有明显的剪裁痕迹,签名处被溶解处理;没有标题,正文、签字不是一支笔所写,也不是同一人所写;字据正文没有指印,魏正义签名处指印是反着的,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指印是拓印还是捺印。从日常生活经验判断,该证据极有可能系利用真实字据留白处进行变造,自然也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的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特别是在查证万元承兑汇票贴息兑付这一重要事实的基础上,综合判断还款事实是否发生,而非仅依赖司法鉴定。司法鉴定代替不了法官的司法判断,特别是在多份鉴定意见均存在瑕疵且意见相左的情况下,司法判决更不应被鉴定意见带偏,甚至出现以鉴代审的情况。

民事检察倡导精准监督。所谓“精”,就是要注重选择在法治理念、司法活动中有纠偏、创新、进步、引领价值的典型案件,努力做到监督一件,促进解决一个领域、一个地方、一个时期司法理念、政策、导向问题;所谓“准”,就是要做到案件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在此基础上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监督方式。这起案件经河南省检察院提请抗诉、最高检提出抗诉等程序,最高法最终改判王彩虹偿还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本案在准确适用日常生活经验、正确审查认定证据以及防止以鉴代审方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在社会价值方面,也启示人们要慎重对待个人签名,防止签名被“移花接木”,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

(检察日报 于潇)

八旬老人坚守司法鉴定岗位 为含冤入狱者翻案

邹明理教授是我国司法鉴定行业的泰斗级元勋,是一名一直拼搏在教学、科研、鉴定工作第一线、年过八旬而精神矍铄的老人,他现在仍然时常忙碌在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

年月,邹明理教授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上世纪年代,岁的邹明理进入公安机关参加工作,后来进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专业学习。在那个一切听从安排的年代,邹明理教授在不断地钻研中,爱上了司法鉴定事业。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邹明理教授说:“司法鉴定必须客观中立,既不能偏向当事人,也不能偏向司法机关。”

随着社会进步,居民的维权意识逐步提高,进一步推动了司法鉴定社会需求的增长。司法鉴定广泛应用于人身损害、伤残程度、文书笔迹、死亡原因、亲子鉴定等领域。

法律规定,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所以司法鉴定人的工作压力很大,责任也很重。邹明理教授每办一个案子都非常谨慎,没有充分的依据,没有确实的把握,不会轻易出具鉴定意见。

他从事鉴定实务工作余年,参与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总政保卫部等全国性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讨论有多起,尤其是在参与的多起中央领导批办的案件中,他都圆满地完成了鉴定任务,获得过总政保卫部的嘉奖。这些案件都在我国司法鉴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邹明理教授办理过的案件成千上万,有的涉及民事纠纷,也有的涉及刑事犯罪案件,还有涉及曾在全国引起关注的很多大案。众多案件中,邹明理教授对一起合同纠纷案印象深刻。重庆一家公司因经济问题被调查,被告人是一名台湾商人,但其早已跑路不见人影。重庆三个鉴定机构五次鉴定认为这家公司的合同伪造了这名台湾商人的签名,最终判罚公司法人入狱五年。邹教授的学生认为这个案子有问题,于是请邹教授对合同书的签名进行鉴定。

邹教授发现,前面五次鉴定里有四次鉴定结论是错误的,有一次则是鉴定的结论正确,但过程出现了错误。于是,他重新给含冤入狱者出具了一份鉴定咨询意见书,含冤者根据邹教授出具的意见书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重新鉴定,最终采纳了邹教授的意见,认定合同书上的签名为台湾商人本人所签,不是假的,含冤者因此昭雪出狱。

六十多年来,邹明理教授在司法鉴定的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不仅继续坚守一线,还为国家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司法鉴定人才。我国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鉴定人员大部分都是西南政法大学培养的,其中不乏很多有名的法学专家。

邹明理教授除了长期坚持校内的讲课工作以外,还常年外出讲授司法鉴定的实务、理论、管理等方面的课程。特别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和刑事、民事两个“诉讼法”修订颁布以后,他奔波于全国的个省区市,结合法律规定对司法体制改革、司法鉴定管理、鉴定人能力培养与出庭作证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讲授。

在繁忙的司法鉴定实务工作之外,学术研究和写作方面也是邹明理教授的过人之处。其正式发表或出版的学术成果,主要有教材、论文、专著等。近年来,他主编或参编的教材达余部。就学术论文来看,邹明理教授至今仍是多产的学者,近年来平均每年都有到篇论文正式发表。

多年来,邹明理教授为司法部等部委关于鉴定人出庭作证、司法鉴定体制和机制改革等文件提出了大量深入而切实的修改建议,有力地助推了我国司法鉴定工作的持续改进。此外,一些省市乃至司法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工作,都有邹明理教授的参与。

尽管创造了理论与实践的辉煌成绩,对我国司法鉴定工作和法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后继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邹明理教授却总是十分谦逊,他说自己只是做了一名鉴定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应该做的。

对于现年已经岁的邹明理教授来说,鉴定人是一种事业,不是为了赚钱发财。他说鉴定人跟教师医生一样,从事的是一种公共服务,他只要有精力、有能力和视力,就会在司法鉴定的工作岗位上干到底。(微信搜索“中国人的一天”或“”公众号,加入我们的微社区,分享你的故事,你将有机会成为中国人的一天主人公。)

刑事裁判(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法院裁判意见则、不能以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取代民事案件证明标准

裁判要旨

刑事判决认定的赃款数额并非等同于作案造成损失的范围,不能简单依据刑事判决认定赃款的数额确定损失范围。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不应以刑事案件的高标准取代民事证明标准。

裁判理由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认为,刑事判决认定的赃款数额并非等同于作案造成损失的范围,不能简单依据刑事判决认定赃款的数额确定损失范围。通常情况下,犯罪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直接和间接损失的范围要大于作案人所直接获得的赃款。在处理刑事案件造成的民事损失赔偿纠纷时,赔偿所立足的依据是受害人的损失,而不是作案人所直接获得的赃款。孙卫诉讼中的主张,实质上是将刑事判决认定其所获赃款数额与受害人损失范围未加区分、混为一谈,不符合基本法律精神。

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不应以刑事案件的高标准取代民事证明标准。处理法律问题,应以现代法律思维和方式进行。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民事证明标准已从刑事证明标准中脱离出来,建立了自己独立的体系,人们不应将刑事证明思维完全带入民事证明之中。刑事案件强调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民事案件采行高度盖然性规则,可在一定证据基础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综合判断“推定”。相对而言,民事证明标准一般要低于刑事证明标准。刑事案件认定孙卫侵占赃款时,从十几万元、十万余元逐渐压缩固定为十万元,体现了刑事案件严格的证据标准。本案中,双方当事人陈述、刑事案件中孙卫的供述、审计报告、证人证言等基本统一,按照高度盖然性标准,相关事实足以证明。即便不将麸皮损失计入,仅按照案发阶段面粉最低出厂价计算,孙卫担任仓库保管员期间不能合理解释的损失仅面粉一项即达万余元[(公斤+公斤)÷×元∕吨],远高于口头协议赔偿额.元。

案例索引

孙卫与南通百川面粉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审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年第期。

、未达到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事实,可能在民事诉讼中得到确认

裁判要旨

民事诉讼的目的与刑事诉讼不同,认定某一具体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程度,即证据的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亦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不同于刑事诉讼所要求的确实、充分以及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虽然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未达到刑事案件证明标准,但如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明标准的,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可以认定该事实成立。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虽然长沙中院()湘刑初号刑事判决认为,在案证据不能证明郑××对袁××、朱××等人的计划、行为及伪造协议、印章、存单等知情,郑××的行为不属于公司、企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擅自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或借贷他人的挪用资金的行为。但民事诉讼的目的与刑事诉讼不同,认定某一具体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程度,即证据的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亦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不同于刑事诉讼所要求的确实、充分以及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虽然,刑事案件中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对犯罪分子的行为知情”,但在民事诉讼中,结合郑××在本案中的一系列行为以及其收受贿赂的犯罪事实,农行迎新支行原行长郑××因过错侵害泸州老窖公司财产权益的事实,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明标准。而农行红星支行未依规审核相关开户资料原件即为犯罪分子开立账户,原行长私刻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专用章与法定代表人私章并伪造对账单以应对上级考核。综上,案涉银行方未按规定办理业务,疏于管理,主观上存在过错,应对泸州老窖公司案涉财产损失,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案例索引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开福区支行侵权责任纠纷二审案;案号:()最高法民终号;合议庭成员:刘少阳、高燕竹、杨蕾;裁判日期:年月日。

、刑事证据虽不足以认定犯罪事实,但可作为民事裁判的依据

裁判要旨

刑事案件中的笔录、供述等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某一事实的证据,应结合相关案件案情、证明结果的公平合理性等因素综合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虽未被认定为刑事犯罪,但刑事证据材料足以证明该行为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该行为无效。

裁判理由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年月日,恒天公司与南昌银行铁路支行签订的年银质字第号质押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路桥公司认为恒天公司应向徐腊香、徐光辉追偿,但路桥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均不能证明本案诉争的万元被衷玉、徐腊香、徐光辉的刑案所涉及并被认定为犯罪事实,衷玉、徐腊香、徐光辉的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并没有涉及本案诉争的万元,故路桥公司主张应驳回恒天公司诉讼请求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本案是否存在刑事犯罪的问题。从本案现有证据材料分析,恒天动力的衷玉、华夏银行的徐腊香、赫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徐光辉等人另案因挪用公款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因为检察机关在向法院起诉时并未包含本案涉及的万元,故该份刑事判决书中并未审理本案万元款项是否存在刑事犯罪。二、关于质押合同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刑事案件中的笔录、供述等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某一事实的证据,应结合相关案件案情、证明结果的公平合理性等因素综合认定。综合分析本案证据及相关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本案并不是表面呈现的承兑汇票、质押担保这种简单的法律关系,客观真实情况是本案各方当事人事先协商一致,恒天公司的衷玉未经单位同意私自将单位闲置资金通过由上诉人开出承兑汇票并用存单作质押的方式,通过承兑后将钱借给徐光辉控制的赫浦公司使用,获取高额利差。且这部分利差一部分进入恒天动力小金库,一部分进入衷玉个人账上。通过徐腊香作为中间人运作,恒天公司与赫浦公司之间建立了长期资金拆借关系,每次拆借都由徐腊香支付高额的费用(利息)。赫浦公司的邹元昌与恒天公司的衷玉也对过账,赫浦公司共借款万元。后来因为恒天公司要使用该款,而衷玉一时无法将资金回笼而导致案发,恒天公司报案,并通过公安机关追回万元。因为余款无法追回,且公安机关移送给检察机关的起诉材料后,检察机关审查后并未将这万元移送法院起诉,故恒天公司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来追偿该万元的损失。纵观本案的情形,《质押合同》的真实目的并非为路桥公司开具承兑汇票提供质押担保,而是衷玉将恒天公司万元资金通过质押形式实际将资金拆借给赫埔公司。质押合同明显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条第(三)项的规定,应认定该质押合同无效。

案例索引

恒天动力有限公司与江西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二审案;案号:()赣民终号;合议庭成员:吴爱民、肖玉华、王冬;裁判日期:年月日。

、生效刑事判决的裁判理由不具有预决效力

裁判要旨

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活动二者所依据的实体法基础、保护法益、诉讼目的、诉讼参加人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且刑事案件的审理重点是解决的罪与非罪的问题,而民事案件的审理要解决的是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行为效力及民事责任承担。为实现案件公正审理的纠纷解决目标,在审理刑民交叉的民事案件时应当充分注意到上述差别并在此基础上准确适用法律。

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不能简单化地依据刑事判决的裁判理由认定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否则民事判决在实体上的公正性和程序上的正当性均难以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条(注:修正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条)关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但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仅赋予已确认事实以相对的预决力,并非是对生效判决既判力的规定。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生效刑事判决的判决理由对相关当事人民事责任承担的影响。原则上,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应当得到维护。但由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活动二者所依据的实体法基础、保护法益、诉讼目的、诉讼参加人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且刑事案件的审理重点是解决的罪与非罪的问题,而民事案件的审理要解决的是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行为效力及民事责任承担。为实现案件公正审理的纠纷解决目标,在审理刑民交叉的民事案件时应当充分注意到上述差别并在此基础上准确适用法律。

具体到本案中,生效刑事判决关于刘炼以新华信托公司名义进行的包括本案万元资金在内的万余元融资构成挪用资金罪的认定并无相应的事实基础,对涉及本案万元资金的融资过程,该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明确认定刘炼系以迪奥公司的名义向忠县支行融资。加之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未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审理过程,如果简单化地依据刑事判决的裁判理由来认定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则民事判决在实体上的公正性和程序上的正当性均难以实现。本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条(注:修正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条,下同)关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但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仅赋予已确认事实以相对的预决力,并非是对生效判决既判力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对于生效裁判预决的事实,当事人在后诉案件中无需举证,但在当事人一方举证反驳且构成优势证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对预决事实可以做出不相一致的认定。故原再审判决关于生效刑事判决已经将本案所涉万元资金认定为属于刘炼挪用新华信托公司资金,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条之规定应由新华信托公司承担责任的认定,混淆了预决事实与既判力之间的关系,本院予以纠正。同理,对忠县支行以该生效刑事判决的判决理由为依据主张应由新华信托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

案例索引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忠县支行与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等其他证券合同纠纷再审案;案号:()民提字号;合议庭成员:周帆、沙玲、周伦军;裁判日期:年月日。

、符合一定条件时,刑事诉讼预决事实才可对后行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

裁判要旨

先行判决已经生效,先行案件裁判所确定的事实与后行案件事实存在相关性,预决事实的证明已遵循法定程序,符合上述条件的,刑事诉讼中预决的事实对于后行的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该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该规定,原则上,刑事诉讼中预决的事实对于后行的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这是因为裁判统一性要求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对于同一事实的认定应当是一致的,而且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比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高,所以先行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对于后行民事诉讼具有预决力。但是,先行刑事案件预决事实的预决力并不是没有条件的。除了先行判决已经生效,先行案件裁判所确定的事实与后行案件事实存在相关性外,预决事实的证明必须已遵循了法定程序。

案例索引

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再审案;案号:()最高法民再号;合议庭成员:王艳芳、毛立华、杜微科;裁判日期:年月日。

、区分先行刑事案件认定的事实来判断其对后行民事案件是否具有预决效力

裁判要旨

就先行刑事案件对后行民事案件而言,有罪的事实认定当然地构成预决力;而无罪的事实认定则需要区分是因为被告人确实未参与未实施犯罪行为,还是因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如果是前者则有预决力,如果是后者则因为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可能有不同的认定。先行刑事案件未涉及相关当事人,人民法院不能直接在后行民事诉讼中认定该当事人与民事案件无关,应当在民事诉讼中结合证据判断和认定相关事实。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就先行刑事案件对后行民事案件而言,有罪的事实认定当然地构成预决力;而无罪的事实认定则需要区分是因为被告人确实未参与未实施犯罪行为,还是因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如果是前者则有预决力,如果是后者则因为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可能有不同的认定。然而,与本案相关的刑事案件特殊之处在于,刑事起诉并未指控宋祖兴,刑事判决自然不可能涉及宋祖兴是否参与实施犯罪行为,是否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亦不会就宋祖兴的行为是否违反《离职后义务协议》作出明确认定。因此,宋祖兴与恒瑞谷公司是否有关、关系如何这部分事实在先行刑事诉讼中未涉及,更谈不上经过正当程序查证并认定,因而不构成先行刑事诉讼预决事实,更不能据此直接在后行民事诉讼中认定宋祖兴与恒瑞谷公司无关。宋祖兴与恒瑞谷公司之间的关系如何,还需要在本案中结合证据进行判断和认定。

案例索引

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再审案;案号:()最高法民再号;合议庭成员:王艳芳、毛立华、杜微科;裁判日期:年月日。

、未结刑事案件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民事诉讼证据使用

裁判要旨

公安机关向人民法院公开提供的未结刑事案件证据材料,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

裁判理由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黄石市公安局既已向团风县法院提供了证据材料,说明这些材料并非不能公开的案件秘密。同时,这些材料的内容,既不涉及国家秘密,也不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并非依法不能公开的材料。陈秋文认为刑事案件未结,刑事笔录作为案件秘密,不能作证据使用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

案例索引

陆秋文与长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案;案号:()鄂民一终字第号;合议庭成员:王渊源、王婷、徐艺;裁判日期:年月日。

、未经生效刑事裁判确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生效民事裁判

裁判要旨

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收集、调取的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证据材料,可能在民事诉讼中具有证明力,但未经公诉、审判等刑事诉讼环节后最终被法院生效刑事裁判文书所确认,其证明力尚不足以推翻支持原判的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相关证据。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城建开发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新证据具有证明力,但不足以推翻原判。新证据主要为公安分局就徐尊伟涉嫌虚假诉讼犯罪的审查立案、侦查取证、函复报案人、初查报告等刑侦方面的书证。能够看出,公安分局已就徐尊伟涉嫌虚假诉讼犯罪立案,尚未侦结。公安分局对已立案的徐尊伟涉嫌虚假诉讼犯罪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的证据材料。刑侦中采集的书面证据,主要包括:证明徐尊伟向原审提供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包括:伪造《专用收款收据》、《情况说明及承诺书》、多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等,与律师王俊哲及城建开发公司离职员工王婉秋、王越、王俊哲等人勾结造假的证据。书面答复报案人的函件和案情初审分析报告等。

本院认为,可将上述证据分类汇总,归纳为证明徐尊伟有罪和侦查机关履职中的程序性公文两类书证。两类证据中,有关徐尊伟向原审提交虚假书证以证明房屋买卖合同成立的证据,可能对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成立及合同效力等产生影响,在民事诉讼中具有证明力,但未经公诉、审判等刑事诉讼环节后最终被法院生效刑事裁判文书所确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注:修正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条)规定,上述书证的证明力尚不足以推翻支持原判的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相关证据。

案例索引

盘锦市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徐尊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案;案号:()最高法民申号;合议庭成员:冯小光、骆电、万挺;裁判日期:年月日。

、刑事侦查中形成的证据材料,需经过民事案件庭审质证才可作为该案证据

裁判要旨

刑事侦查中形成的证据材料,如需要作为特定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需经该民事案件庭审质证。不能将之解释为,刑事侦查中形成的证据材料,需经刑事案件质证,才能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

裁判理由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需要在法庭出示的,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据此,刑事侦查中形成的证据材料,如需要作为特定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需经该民事案件庭审质证。不能将之解释为,刑事侦查中形成的证据材料,需经刑事案件质证,才能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因此,陈秋文认为黄石市公安局调查材料,未经刑事案件开庭质证,不能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采信的意见,不能成立。

案例索引

陆秋文与长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案;案号:()鄂民一终字第号;合议庭成员:王渊源、王婷、徐艺;裁判日期:年月日。

、刑事询问笔录属于证人证言,其在民事诉讼中的采信应遵循民事诉讼证据规则

裁判要旨

刑事询问笔录就其证据属性而言,仍为证人证言,不能认为“询问笔录是由公安机关依法根据一种比民事诉讼更为严肃的刑事诉讼程序获取的证人证言,只要取证程序合法,即具有证据能力”。询问笔录在民事诉讼中的采信同样应当适用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为证明商行越秀支行曾经就本案争议的万元违规贴现向农行云溪支行作出过先贴现再开具承兑汇票的承诺,农行云溪支行在本案一审中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时任农行云溪支行行长吴勇、副行长李艳辉、营业部主任周生云、分理处副主任李承的证人证言,有关公安机关提供的上述四人及本案“贴现业务”中间人金晓秋在湖南省岳阳市公安机关调查阶段的询问笔录。

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公安机关并未作为刑事案件处理,以上证人证言虽然是在案件发生后有关公安机关询问有关经办人所形成,但就其证据属性而言,仍为证人证言,不能认为“询问笔录是由公安机关依法根据一种比民事诉讼更为严肃的刑事诉讼程序获取的证人证言,只要取证程序合法,即具有证据能力”。询问笔录在民事诉讼中的采信同样应当适用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根据证据规则,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人吴勇、李艳辉、周生云、李承均系农行云溪支行内部职员,且为涉诉业务的实际执行人,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其可能受到的行政处分和责任追究密切相关。上述四人的证言之间虽可相互印证,但就该组证言的整体而言,不具有单独的证明力,因未有其他的证据相佐证,故该四名证人的证言难以采信作为确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案例索引

中国农业银行岳阳市云溪支行、广州市商业银行越秀支行等侵权纠纷二审案;案号:()民二终字第号;合议庭成员:张树明、王华菊、沙玲;裁判日期:年月日。

、刑事询问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接受询问

裁判要旨

刑事询问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亦缺乏其他有效民事证据佐证所主张的事实,人民法院对该询问笔录不予采纳。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登铝公司在本院二审中提供了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鉴字号《鉴定书》,该鉴定书之结论仅说明《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第页第十条第一项填写字迹“此贷款用于偿还借款人以前未归还的贷款”形成于同页“同意延长保证担保”等签署意见字迹和落款日期字迹及印文之后,即填写于年月日之后,但该鉴定结论并不能证明“此贷款用于偿还借款人以前未归还的贷款”内容系金水农行单方擅自添加的结果;登铝公司提供的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对周焕斌、尚丰琴的询问笔录,同样亦不能证明上述所争议的条款系金水农行单方擅自所为,且该询问笔录属于证人证言,缺乏其他有效的民事证据相佐证。依据本院《证据规则》第六十九条“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本院对此不予采纳。换句话说,登铝公司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上述争议条款系农行营业部单方擅自所为,其提交的反驳证据材料不足以印证其对农行营业部就本案争议的款项实施借新还旧并不知情这一法律事实。

案例索引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金水支行、河南省登封铝业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二审案;案号:()民二终字第号;合议庭成员:付金联、金剑锋、李京平;裁判日期:年月日。

、刑事询问笔录内容及形式合法的,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当采信

裁判要旨

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举证的公安机关刑事询问笔录取证程序合法,内容真实且相互印证,相关当事人没有足够证据否定该询问笔录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注:修正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删除该条)的规定予以采信。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本院二审质证期间,诉争双方对前述刑事诉讼案件卷中相关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西部证券认为,上述刑事诉讼证据不能作为本案事实的依据和证据。本院认为,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不尽相同,相较而言,民事诉讼的关注点主要在当事人的过错和民事责任,因其一般只涉及当事人的财产等民事权益,故在民事诉讼事实认定中并不采用过高的证明标准。本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注:修正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删除该条,下同)关于“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已经确立了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亦即优势证明标准。该条规定表明,在案件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的相反证据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的情况下,由法院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衡量。如果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则可以认为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作出裁判,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在本案中,由于华雪玲、黄河等均系西部证券工作人员,因此其关于西部证券如何将款项存入农业银行、如何与李大伟商谈高息以及款项如何被骗并至损失过程的证言可信性较高。同时,西部证券并未举证证明公安机关在对华雪玲、黄河等人进行上述询问时和制作询问笔录中采取了非法手段。特别是,在公安机关调查西部证券涉案款项如何存入衣业银行以及如何被诈骗所进行的询问笔录中,无论是华雪玲的证言,还是黄河的证词,都不是孤证,其证据力甚至超过了本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所要求达到的高度盖然性程序,足以证明本院查明的上述事实,故本院对华雪玲、黄河、李大伟和上述证词和供述内容予以采信。

案例索引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西五路证券营业部与中国农业银行西安昆明路支行存款合同纠纷二审案;案号:()民二终字第号;合议庭成员:叶小青、陈明焰、王闯;裁判日期:年月日。

、刑事询问笔录内容矛盾的,人民法院不予采信

裁判要旨

民事诉讼中的各方当事人在此前的刑事诉讼中接受公安机关询问,其出具的证言均有利于本方,且在案件关键事实上说法不一、相互矛盾,人民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为解决本案资金回流,华数网通公司以存单纠纷为案由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民事诉讼,请求交行大连分行支付存款及利息;在民事诉讼期间,交行大连分行举报华数网通公司及该公司宋全球涉嫌犯罪。在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侦查程序中,涉案利害关系人华数网通公司及大连航服公司人员分别向法院及公安机关作出陈述,形成本案书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言词证据材料。根据上述言词证据材料载明的内容及本案收集的其他证据,应当认定华数网通公司、交行大连分行黄河路分理处和大连航服公司均参与了涉案借贷活动。华数网通公司在办理存款前及存款后催款时均与用资人大连航服公司有所接触,对涉案资金并非用于一般存款,资金在交付给银行后会转给用资人使用,其可以从中获得存款利息以外资金的安排是清楚的;大连航服公司持华数网通公司的非预留印鉴向交行大连分行黄河路分理处申请并成功办理转款,并非规范手续办理银行业务,系接受了特殊安排;交行大连分行黄河路分理处主任在记账回执上承诺“.存款期满,原路返回。.逾期后,按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处理”,表明银行方面清楚该笔资金的流动路线和该笔资金的使用人,而承诺内容表明了其系主动参与两企业之间的借贷活动。但根据上述言词证据材料载明的内容,不能认定涉案出资人是由谁指定的案件事实。上述言词证据材料载明各利害关系人对案件事实描述的内容,涉及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均对一方当事人有利,对转款使用的华数网通公司印鉴是由谁制作的、大连航服公司是如何获得该印鉴手续等涉案资金处分的关键事实说法不一。原审法院在认定指定用资人一节案件事实时采信了刘纪新、邢明花等人在该院及公安机关询问笔录等说明的内容,因刑事卷宗中的询问笔录、讯问笔录书证材料及本案民事诉讼程序中收集的当事人陈述中还有华数网通公司宋全球等人对案件事实的说明内容,华数网通公司一方说明的案件经过与刘纪新等人说明的案件经过涉及指定用资人的关键事实,其内容相互矛盾,故原审法院采信对一方有利的证据材料,不够客观全面,本院予以纠正。

案例索引

华数网通信息港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存单纠纷二审案;案号:()民二终字第号;合议庭成员:王东敏、刘崇理、曾宏伟;裁判日期:年月日。

否认签名起纷争 四次鉴定方息诉

湖南法院网讯 近日,武陵源法院公开宣判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驳回原告丁某要求退还预付货款.万元的诉讼请求。各方当事人均表示服判,未上诉。现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从事个体经营的丁某因销售“果王”猕猴桃饮料与总代理商胡某及某饮料公司发生经销业务关系。年月,丁某给胡某预付了饮料货款万元。同年月日,饮料公司委托物流公司张某将价值.万元的“果王”猕猴桃饮料件送给丁某。约半年后,双方对账结算时,丁某以没有收到该件货物为由将胡某及饮料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胡某及饮料公司退还预付的件“果王”猕猴挑饮料货款.万元。

法庭上,胡某、饮料公司辩称:件货物已于年月日由物流公司张某送至丁某的存货仓库,丁某本人在托运凭证上“收货人签收处”签了名。请求法院驳回丁某的诉讼请求。

法庭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该份托运凭证进行质证时,丁某先是承认该托运凭证上的签名是自己所签,后又以未看清为由予以否认,认为有人模仿其笔迹签的名。为此,法院只好委托鉴定机构对托运凭证上签名笔迹真实性进行鉴定。年月日,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笔迹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送检的托运凭证上“收货人签收”处的签名笔迹与所有提供样本上的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所书写。法院据此判令胡某返还丁某货款.万元。胡某不服提起上诉。年月日,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遗漏诉讼当事人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案件进入重审程序,重审法官依法追加物流公司张某为共同被告。物流公司张某参加诉讼后,申请送货司机胡某出庭作证,送货司机胡某当庭指认托运凭证上“收货人签收”处的签名就是丁某本人所签。丁某仍以湖大的鉴定结论为据坚称托运凭证上的签名不是自己所签。

证人的指认与湖南大学的鉴定结论发生冲突,双方各执一词,运单上的签名真假难辩。物流公司张某以未参加原审诉讼为由不认可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对该托运凭证上的签名申请再次鉴定。法院先后委托北京的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及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以“检材上的签名书写速度相对较快,连笔较多,在与样本中的签名进行比对检验后,发现两者在笔迹特征方面既存在符合点又存在差异点,无法评判特征价值的高低”为由,出具了一份“根据现有材料无法得出明确性鉴定意见”的情况说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亦出具一份“不能确定托运凭证原件其上收货人签收处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至上同名样本字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的鉴定意见。

这两份鉴定意见不仅没有对运单签名笔迹的真假作出具体明确的结论,还让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模棱两可。年月日,丁某不服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的情况说明及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要求增加比对样本,申请重新鉴定。月日,重审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重新鉴定风险提示谈话,双方当事人均作出书面承诺:“本次鉴定为最后一次鉴定,结果出来后,无论结果如何均认可,不再要求鉴定”。法院启动第四次鉴定程序,依法委托全国最权威的鉴定机构之一即上海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重新鉴定,鉴于该案委托鉴定次数多、结论不一,案情复杂,当事人争议大等实际情况,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要求将此前的三次鉴定意见全部提供作为参考,又提取了大量的检材比对样本,并于年月日出具鉴定意见书,认为:“检材上需检签名与样本签名,两者笔迹特征符合点数量多、价值高,特征总和反映了同一人书写习惯”,鉴定结论为:“检材上需检的签名是丁某所写”。

年月日,法院依照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的鉴定意见作出上述判决。这起长达两年之久的诉讼终于服判息诉了。

女子被强制解除保险合同,牵出医院虚构病历骗医保金案,打官司接连败诉,向医保局举报获查处

重庆一女子购买的商业保险突然被解除合同,牵出当地一家医院虚构她的住院病历骗取医保金案。事后,她起诉对方要求清除自己的不实病历档案信息,接连败诉。月日,记者采访获悉,在她的举报下当地医保局对该医院进行了罚款处理。

重庆市渝北区医保局。受访者 供图

女子购买商业保险被解除合同

这名女子叫谢娉(化名),今年岁,重庆市渝北区人。

她告诉记者, 年月日,她与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保险合同》,主要约定,她购买该公司的种保险即太平福禄康瑞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限为终身,交费年期为年,标准保费为元,按年交纳。

太平医无忧医疗保险,保险期限为年,交费年期为年,标准保费为 元,按年交纳。太平爱无忧综合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限为年,交费年期为年,标准保费为元,按年交纳。该公司向她出具了电子保险单,该保险合同于年月日生效。

谢娉回忆称,年月日,她生病住院天,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根据她的申请,按医无忧保险对她理赔了.元,同时告诉她说,因她未告知事实影响承保决定,故自该次赔付之日起解除保险合同(不退费)。

同年月日,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给她发送了一份《理赔审核通知书》,称在审核中了解到她投保前已存在“脑供血不足、尺骨骨折”,因她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这些事项,经保险人重新核保后,决定该保险合同之太平福禄康瑞终身重大疾病保险期交加费元,该保险合同之太平医无忧医疗保险解除保险合同。

起诉医院要求清除不实病历档案信息接连败诉

自己购买的商业保险突然被解除合同,谢娉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她到该保险公司询问了解情况时,工作人员当即在医疗系统查询并告诉她说,她曾于年月日至月日在重庆金易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易医院)有住院病史。

谢娉称,她从未到该医院住院治疗,并且经查询该医院保留的病历档案中她签字及诊断结果均不属实。

她告诉记者,事后她曾多次找该医院要求撤销病史,但对方均以各种理由推诿不予处理,于是她向渝北区医保局举报。

她还一纸诉状将金易医院告上重庆市渝北区法院,请求判令对方立即撤销并清除她在该院及医疗系统内的不实病历档案信息,判令对方赔偿她财产损失.元、可预计财产损失元等。

年月日,渝北区法院立案并于同年月日公开开庭审理。

谢娉向渝北区仙桃派出所报警。

庭审时,作为被告的金易医院辩称,谢娉的诉讼请求属于形成之诉,其起诉不具备诉之利益,且其该项主张不属于法院的主管范围,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她的医保卡未遗失补办,即使该病历上签名非其本人所为,也可能是其近亲属代签,不能证明她未到该院进行治疗,“谢娉主张我方伪造病历并要求赔偿,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渝北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我国现行的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制度,患者在住院后出院结算时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医疗费用时,必须使用本人的医保卡刷卡并提供患者本人的身份信息,亦即在基本医疗保险的医疗费报销时,必须同时具备患者的住院病历资料和其医保卡才可以进行报销,而患者的病历资料由医院提供,医院仅有患者的病历资料是无法进行基本医疗保险结算的。

该院认为,根据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就诊费用结算表显示,原告谢娉于年月日对她在金易医院住院医疗费进行了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在该次报销中必定会使用她的医保卡,而她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医保卡曾经丢失,故在原告医保卡由她本人保管的情况下,她对此次报销过程中使用医保卡的事实应当是知情的,而进行报销必然会提供相应的病历,故应对病历的存在亦应是知情的,但她当时均未提出异议,故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她无权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对于谢娉主张的财产损失问题,因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解除与她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理由,并不仅仅是她在投保前未告知她已存在脑供血不足的事实,还有未告知她尺骨骨折的事实,而该病历中并无她尺骨骨折的记载,故不能认定被告出具该住院病历与其保险合同解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于她要求赔偿因此产生的财产损失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年月,渝北区法院一审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

她不服,遂上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谢娉还是不服,向重庆市高级法院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判决损害了她的合法利益,希望按相关规定申请再审。

年月日,该院驳回了她的再审申请。

对此,谢娉告诉记者,她的医保卡一直是自己保管着的,她根本没有提供给金易医院。

既然如此,那么金易医院当初是怎样进行医保报销的呢?

年月日晚上,当时曾给谢娉联系的金易医院一名江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医院早已卖掉了,我没有参与这件事,我不知道医保卡的事。”说完便匆匆挂断电话。

笔迹指纹鉴定查出医院骗保遭处罚

与此同时,年月中旬,谢娉直接向重庆市医保局实名举报,后来该举报被移交到渝北区医保局处理,她请求对金易医院进行彻查,对病历上的假冒签名进行司法笔迹鉴定。

渝北区医保局给谢娉的回复中称,她反映的“未在金易医院看病就医但有住院记录”的问题,该局高度重视,并立即责成相关科室调查处理。

渝北区医保局调查认为金易医院虚构病历。

该局称,他们曾联系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她在金易医院就诊的病历中署名签字字迹进行鉴定,确定真伪,该中心的鉴定结果显示,病历上署名签字与她的真实签字笔迹不一致,系伪造,该病历为虚构,该医院的行为违反了《医保服务协议》中的相关内容,该局已对它作出追回违规本金.元,处违约金.元的处理。

渝北区医保局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他们是按照“欺诈骗保”对金易医院进行处理的,“相当于是骗取国家医疗基金。”

查看处理结果发生纠纷并报警

年月日下午,谢娉根据事前与渝北区医保局的约定,到该局查看对金易医院的查处结果。

她告诉记者,她来到渝北区医保局后,在查看那份处理结果复印件时,与该局一名姓李的副科长发生纠纷,遭对方触碰胸部,“给我身体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同时也给我精神上造成严重惊吓。”

事发后,谢娉立即报警求助。

接警后,渝北区公安分局仙桃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展开调查,经核实得知,谢娉在渝北区医保局与工作人员因此前举报金易医院骗保的事发生纠纷,后来双方已协商好。

渝北区医保局那名姓李的副科长告诉记者,当时他们之间没有肢体接触,他也没有碰到谢娉的胸部,事发后他因态度问题被局里诫勉谈话,作深刻检讨。

在谢娉提供的一份通话录音中,该局相关负责人给她赔礼道歉,“对这份道歉,我保持沉默。”

新闻纵深:公益人士称诈骗医保顽症固疾亟待法律震慑

长期关注医保基金安全的公益人士吴淮军称,医疗机构骗保套路大同小异,有些“生意”不旺的医院想尽一切办法批量获取参保人员信息后伪造他们的住院史,大肆低成本骗保。

他说,近年来,国家医保政策要求“病床上有人”,有些医院便改变策略,组织包吃包住专车接送轻症或无症老人住院,甚至组织农村老人或退休人员以体检式、疗养式、逛街式住院在床,从而达到骗取医保基金的目的。

他告诉记者,长期以来,医保基金遭诈骗已不是秘密,监管应重视骗保举报,然后顺藤摸瓜一查到底。

他称,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保命钱和救命钱,现有法律法规对骗保认定应该细化,有时“骗保和违规”界限模糊,医保局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较为宽松,有些需要负刑事责任的医保诈骗,有时容易被认定为医保合同违规,医保基金使用猫鼠游戏的管理模式亟待解决,医保诈骗的顽症固疾亟待法律有效震慑。 华商报记者 申晓度 编辑 陈有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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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陷造假风波 公证乱象症结待治

“欠债还钱”!

从未贷过款的王生回家后,看到门口被人用油漆喷了四个大字。房门上一张醒目的“通知”让他在规定时间内偿还贷款,否则贷款公司会将这所房屋通过法律途径收回、变卖。

这套房子在王生的儿子名下,可父子俩均不知何时贷款了。带着疑问,家住河南洛阳的王生找到了贷款公司。公司称,他们的住房已过户到一位名为“韩某某”的名下,韩某某通过抵押房子的形式,拿到了万元贷款。

思来想去,王生父子俩从未听过韩某某的名字,于是,王生到洛阳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简称房管局)进行询问。

房管局人员经过核实后告诉王生,有人带着“公证书”,将这套房产进行了过户。同时,王生母亲名下一套住房,也被以同样方式,过户到了前妻魏红名下。

记者注意到,这两份“公证书”出自洛阳市涧西区公证处,公证员为李某某。房管局工作人员对王生说,只要办理房屋委托买卖的人员出具司法机关出具的公证书,他们就能够帮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令王生不解的是,他和儿子,以及母亲,从未在委托书与房屋买卖合同上签过字。此后,王生把此事举报到当地检察院。经有关部门调查,魏某某公证处提供了虚假资料。诡异的是,假材料如何弄出个真公证?

不久前,涧西区司法局、涧西公证处向记者证实,李某某是涧西区司法局聘用人员,他们承认公证员在审核材料中有把关不严情况,导致魏某某等人提供的虚假身份证等材料通过审核,并成功办理了公证书。

目前,虽然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事,但案件背后隐藏的公证乱象,不能忽视,也引起了高层的重视。

假手续骗到真公证:法院判责任各半

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注意到,近些年,用假手续骗取真公证的事情屡屡发生,江西赣州章贡区人民法院此前判决的一个案例就颇具典型。

赣州市民王娟为筹集赌资及偿还个人债务,携带事先骗得的弟媳陈海英所有的一本房屋产权证和伪造的陈海英的居民身份证、离婚协议书、离婚证等,指使李丽假冒陈海英身份,在赣州市某公证处办理了房产抵押贷款委托书及公证书,全权委托王娟办理该房产的抵押贷款及收取贷款资金。

公证处有关人员未经认真审查,就出具了公证书。

不久后,王娟持上述伪造及骗取的文书,伙同李丽再次前往公证处,由其假冒陈海英、王娟冒充陈海英的代理人,以陈海英的房产做抵押,与市民王华签订了借款协议和房屋抵押合同。

借款协议显示,乙方王娟因办实体需向丙方王华借款人民币万元,借款期限为个月,月息.分,甲方陈海英为借款提供担保……

房屋抵押合同约定:“就乙方向丙方借款一事特签订本房屋抵押合同以作担保。抵押财产为甲方所有的一套房产。抵押担保范围限于主合同项下乙方向丙方借款总额万元。”

公证处根据上述材料再次出具公证书后,王娟与王华持上述公证书在赣州市房管局办理了房屋他项权证。

同日,王华通过银行将万元转入王娟账户。据悉,王华通过银行转入王娟账户的万元,实际为另一人邱勇所有。

此后,王娟向邱勇支付了借款利息元。但没过多久,王娟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判刑入狱。紧接着,王华和邱勇要求公证处承担责任,公证处则称自己尽到了审查责任。同时,两人认为陈海英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陈海英则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且王娟是在没有得到她授权的情况下去办理公证的,责任应由公证处承担。

王华和邱勇觉得,该公证处在审查当事人的人数、身份、申请办理该项公证的资格及相应的权利,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是否真实、合法等事项上存在重大过错。陈海英没有妥善保管自己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致使王娟能够利用该真实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办理他项权证,也具有过错。两被告的过错行为造成原告不能行使房屋他项权利,给他们造成了损失,依法应予以赔偿。

为此,王华和邱勇要求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万元。公证处辩称,原告损失是由于王娟诈骗所致,公证处不存在“重大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章贡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中,王娟使用伪造的居民身份证、离婚协议书、离婚证等,先后两次在公证处办理了委托公证和房屋抵押合同公证,该公证处在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明材料时,未对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必要的核实,也未尽到足够的审慎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

一审时,法院根据被告公证处在该案中的过错程度大小,确定其对原告的损失承担%的赔偿责任。王华并非出借资金的实际所有人,故公证处的赔偿款项应支付给原告邱勇。

后来,法院一审判决公证处赔偿邱勇万元损失中的%,合计人民币万元。但王华、邱勇不服判决,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赣州中院)提起上诉。

赣州中院审理认为,公证处先后为案外人王娟办理了委托公证和房屋抵押合同公证,既没有严格审查陈海英身份证的真假和辨别到场当事人与其所提交的身份证件是否统一,也没有对王娟伪造的离婚协议书和离婚证到婚姻登记部门进行核实。

“在王娟提出要在委托书上增加‘由受托人收取资金’的内容时,公证员仍放任对方在‘陈海英’的谈话笔录中加上了银行贷款可由受托人收取贷款资金’的内容,在需公证的‘委托书’上也增加了‘并收取贷款资金’的内容。”法院还这样认为。

最终,赣州中院认定,公证处在办理本案公证事项时存有过错,王华、邱勇的财产损失与公证处未尽到法定审查及调查收集证据之义务存在因果关系,公证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根据王华、邱勇及某公证处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确定双方各负%的同等责任。赣州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由某公证处赔偿邱勇万元损失中的%,即万元。

对此,该案承办法官称:“二审法院的判决更能对公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严格履行公证职责起到警示和监督作用,将对预防和减少公证瑕疵,增强公证机关和公证行为的公信力产生积极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公证人员参与造假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除当事人伪造材料骗取公证书事件频发外,有的公证处人员还主动参与造假,南京荷飞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荷飞公司)就遭遇了此事。

此前,正常经营的荷飞公司,突然收到南京市溧水县人民法院执行令,称南京市某公证处作出的两份公证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单位未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义务,权利人已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业已受理。”

荷飞公司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们从未去这家公证处做过公证,公证员也从没与公司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做过公证谈话笔录,并且也从未缴纳过公证费用。

为弄清事实真相,荷飞公司现法人代表朱某西与原法人代表陈某国一起去了公证处,他们调阅到两份公证书档案后惊呆了——

一份是公司与张某之间涉及万元债务的“借款担保合同”,另一份是与潘某之间涉及金额万元的“还款担保协议”,公证书均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经过仔细查看,荷飞公司当场提出两份公证文书内容系伪造,并要求对公证书进行复印,但遭到公证处拒绝。

为维护自身权益,荷飞公司立即向公证处提出书面复查申请,但被拒绝。与此同时,溧水县法院对该公司全部财产进行了评估,并进入拍卖程序,荷飞公司不得不关门停产,损失惨重。

无奈,荷飞公司先后向南京司法局公证管理处、江苏省司法厅公证管理处等部门进行反映,但都没得到答复。

投诉无门之下,荷飞公司以受到巨额诈骗为由,向南京警方报案。民警表示,两份公证书档案虽然复印到了,但没证据表明是伪造的,如果要确定是否伪造,必须要有证据,所以暂时不能立案侦查。

于是,荷飞公司以“公证损害赔偿”为由将公证处起诉至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在法庭上,公证处一方称,公证书及全部公证档案都是真实的,经办人曹某星表示,所有档案材料都是公证当时制作形成的,公证谈话笔录也是他当场制作的。

鉴于此,荷飞公司申请法院对公证处出具的两份公证文书档案进行司法鉴定。据介绍,他们提出这个要求后,遭到公证处等人强烈反对,但法院坚持鉴定,并选择了委托外省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果是两份公证文书确系伪造。

有信源证明,公证处有公证员共同参与了造假。最终,法院认为该案存在重大刑事犯罪嫌疑,将案件移交警方。

立法缺陷

实际上,这些年类似事情的发生,暴露出我国现行公证法在立法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尤其在公证纠错机制的设计上,存在先天不足。

从性质上看,我国公证法自年月日起施行,公证法规定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

可对于违反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出具的公证书,无论错误有多严重,公证法规定只能由公证处自行撤销,法院和司法行政主管部门都无权直接撤销或判令公证处撤销。

言外之意是,违法出台的甚至是伪造的公证书,如果公证处不自行撤销,即使确实存在严重错误,其他任何机构无权撤销。记者注意到,实际上公证法中有明确的纠错途径。

如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应当予以更正”。

但有个现实是,如上述荷飞公司的遭遇,公证处拒绝复查后,受损害当事人便走投无路。多年从事公证工作的谷军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坦言:“我们这行业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关口,因为公证效力太大了。”

谷军介绍说:“公证的效力具有可执行法律文书的效力,可转移财产,房产凭公证可实行过户,可直接作为法庭证据、无须质证……”

“对这个行业的约束大多靠行业自律。”谷军称,“由此看出,权力效力很大,但纠错渠道非常窄,同时又缺少相应的制约机制,这就形成权力与责任不对等的现状,出现了较多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事实,造成纠错难、维权难、索赔难的现状。”

据谷军透露:“这些事实,一般人不太了解,但身处公证机构的公证员,却非常明白其中的奥妙,一些公证员钻了法律的空子,办起了人情公证,更有甚者铤而走险,办起了违法公证。”

例如,不久前,北京数十位老人遭遇“房诈”,被人以投资理财、以房养老、电信诈骗等手段哄骗到公证处,以房屋做抵押,与放款方签订借贷协议,并进行公证。此后,房子很快被过户他人,老人则被赶出家门,同时背负巨额贷款。

对此,有媒体刊文称,这一系列案件所暴露出来的公证行业乱象,与公证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息息相关,“有的司法行政机关不放权,有的公证机构不愿意改,而改革所需要的配套政策不到位,致使这一项已经进行了年的改革处于‘烂尾’状态”。

尤为重要的是,年月,新一轮公证体制改革重启,舆论对这一轮改革寄予厚望。正如司法部长张军所言,公证体制改革早改早受益,不改无异于“慢性自杀”。

另外,有个背景是,公证改革最早始于年,公证处当时作为国家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也面临着改革的问题。于是,司法部在这一年的全国公证工作会议上提出公证改革的设想,但在业内人士看来,彼时改革并不彻底。

不彻底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地方司法行政部门或是当地政府部门不愿将公证机构放置于社会,同时也不愿意放弃公证收费这一巨大利益;二是公证人员从内心并不支持推向社会的改革,不愿意脱离保障性更强的行政体制。

不过,从目前状况来看,我国公证改革已进入快车道。如不久前,北京海淀区法院在召开的“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典型案例”通报会上称:近三年来,法院裁定接近四成的公证债权文书不予执行。

为了规范公证执业行为,今年月日,司法部印发《关于公证执业“五不准”的通知》(简称《通知》)。该“五不准”规定,获得舆论广泛好评。

《通知》出台后,全国各地公证处纷纷组织工作人员学习《通知》内容,并出台细则规范当地公证工作。如广东深圳市公证处制定《关于进一步规范房产委托公证的意见》,江苏淮安市结合“五不准”制定十项措施,着重规范委托类公证办理,福建宁德市公证处积极贯彻“五不准”等。

另外,对于“五不准”的出台,逾半数网民对司法部正视公证热点难题、及时规范的举措予以高度赞许,如网民“@拙兰”称,出台“五不准”很及时,净化公证环境,为民及时止损,严格公证秩序,限制公证范围,真正做到公正为民;网民“@尘埃”也称赞“五不准”规范了公证行业,堵住了钻法律漏洞人的路子。

但也有网民对“五不准”仓促出台能否真正规范公证业务表示担忧,这也凸显出很多网民对公证业务规范、拓展和创新抱有更高期许。

(文中王生、魏红、王娟、李丽、陈海英、王华、邱勇、谷军为化名)

改造射钉枪只为收藏?法院: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

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实习生 满奕廷

近日,记者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资阳市中院以庭审实质化方式依法公开审理一起非法持有枪支罪案件,被告人周某以收藏为由,私自持有射钉枪部件及疑似枪支散件若干。

庭审过程中,周某一口咬定持有射钉枪是合法的,涉案疑似枪支散件组装后也并不符合枪支认定标准,并在一审、二审刑事诉讼程序中坚持作无罪辩护。那么,周某认定的事实是否具有法律依据?

据介绍,周某因对“枪支”有收藏爱好,在网上不仅购买了射钉枪部件,还购买了丝管、枪托、钢珠、射钉弹、钢管等枪支散件存放于家中,可组成两套成套的枪支。

案发后,侦查机关将查获的上述物品送交鉴定,经过资阳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四川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共三次鉴定,均认定该两套成套枪支散件组成的两支疑似枪支是以火药为动力的非制式枪支,具有致伤力。

庭审过程中,针对涉案疑似枪支散件能否认定为枪支的争议焦点,资阳市中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员到庭发表鉴定意见,公诉机关当庭出示涉案疑似枪支散件,控辩双方对证据进行查看并质证。

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某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以火药为动力的非制式枪支,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依照相关法律,以非法持有枪支罪依法判处被告人周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官介绍,在涉枪案件中,涉案人员大多可能并不了解改造枪支的危害性及相关法律规定,私自在网络上购买气枪散件进行组装。然而,散件组装成枪支后经鉴定,若符合枪支认定标准的,就触犯了非法持有枪支罪。对于非法持有枪支或者枪支散件者,必将受到法律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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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以伪造证据为由撤裁后,又启动再审程序(吐鲁番中院)

审理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新民特号

裁判日期..

当事人申请人:新疆兴锐致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锐公司)

被申请人:丁涛

案 情

申请人新疆兴锐致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锐公司)与被申请人丁涛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年月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兴锐公司称:

()吐仲字第号裁决书所依据的关键证据、唯一证据里约定“任何一方均可向吐鲁番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等内容系被申请人丁涛变造。有关丁涛对双方结算的《工程结算单》进行变造一事,在仲裁审理过程中,仲裁委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已明确,是先有兴锐公司的印章,后有约定仲裁及价款内容。因此,仲裁条款及载明工程价款的内容,系丁涛添加、变造。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四项“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规定,请求法院撤销()吐仲字第号裁决书。

丁涛称:

()吐仲字第号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工程结算单》是依据被申请人确认的工程量结算的,是申请人提供的,并非被申请人变造,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经审查查明:

年月日,吐鲁番仲裁委员会作出()吐仲字第号裁决:被申请人新疆兴锐致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申请人丁涛支付劳务费欠款.元(剩余利息自年月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月息.%计算,直至付清为止)。

兴锐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本院提出撤销裁决申请。

本院认为:

案涉的《工程结算单》是否系伪造是本院在本案中的审查重点。吐鲁番仲裁委员会在仲裁审理期间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该《工程结算单》中相关内容进行了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的西政司法鉴定中心[]鉴字第号鉴定意见书明确,《工程结算单》中关于“三价格的计算”部分以及仲裁条款的约定均为添加(二次)印刷输出形成,且在兴锐公司印章形成之后,故吐鲁番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吐仲字第号裁决书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以及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约定均存在不实之处,兴锐公司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撤销吐鲁番仲裁委员会()吐仲字第号裁决。

评 案

伪造证据。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法院应当撤销仲裁裁决。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对伪造证据的认定标准进行了明确和细化,根据第十五条的规定,伪造证据的认定应当同时具备“(一)该证据已被仲裁裁决采信;(二)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三)该证据经查明确属通过捏造、变造、提供虚假证明等非法方式形成或者获取,违反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要求”三项条件。从实践情况来看,真正关键的是第(三)项条件的判断,即是否存在“通过捏造、变造、提供虚假证明等非法方式形成或者获取”证据的情形。尽管在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当事人主张伪造证据事由的较为常见,但最终获得支持的却极为少见。本案例中,被申请人主张“《工程结算单》是依据被申请人确认的工程量结算的,是申请人提供的,并非被申请人变造”,法院认为“该鉴定中心出具的西政司法鉴定中心[]鉴字第号鉴定意见书明确,《工程结算单》中关于‘三价格的计算’部分以及仲裁条款的约定均为添加(二次)印刷输出形成,且在兴锐公司印章形成之后”并认定“裁决书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以及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约定均存在不实之处”,似乎并未查明和回应被申请人的这一主张。

撤销仲裁裁决属于非讼程序,一审终审。最高法院在法复()号批复中指出“对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撤销仲裁裁决或驳回当事人申请的裁定,当事人无权上诉”,在法释()号批复中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九条规定的精神,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不服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在法释()号批复中指出“检察机关对发生法律效力的撤销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提起抗诉,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事实上,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定,并未排除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可能。如在()粤民监号民事裁定书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出“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作出()粤民特号民事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审查认为,该裁定确有错误,应予再审……裁定如下:一、本案由本院提审……”。再如在()最高法民监号民事裁定书中,最高法院指出“本院审判委员会民事行政审判专业委员会讨论认为,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上述裁定确有错误,应予再审”。我们注意到本案例法院于月日作出了()新民监号民事裁定书,指出“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该民事裁定书确有错误,应予再审……裁定如下:一、本案由本院再审……”。

信息源于:临时仲裁

西南政法大学:打造西部(重庆)科学城法治科技园

来源:重庆日报网

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正在做相关分析。(受访者供图)

月底,由西部(重庆)科学城发起并筹备成立的重庆笔迹大数据研究院揭牌成立。这是国内首家分析手写笔迹大数据的研究机构,将联合电子科技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等高校及院所,在笔迹识别算法、数据存证安全、应用推广等方面开展合作。

目前,西南政法大学(下称西政)依托学校法学学科优势,立足“法律+科技”的思路,着力打造西部(重庆)科学城法治科技园。月日,重庆日报记者对该校刑事侦查学院、国际法学院等团队进行了采访。

用十亿分之一克的笔迹溶剂鉴定材料真伪

在司法鉴定领域,鉴定一份材料的书写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鉴定。“比如,一份遗嘱、文件或还款单,如果书写时间不是真实的,就代表这份材料不是真实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物证鉴定专家喻彦林介绍,但由于笔墨材料的多样性(圆珠笔、签字笔、钢笔等),以及不同环境条件下保存变化等,导致对材料书写时间的鉴定非常难。

红外光谱、热分析法、溶解速率法……从上世纪开始,西南政法大学国家级司法鉴定中心便集合了多个领域的专业人才,对材料书写时间的鉴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其中,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是一种针对微量混合溶剂比较理想的鉴别手段。“气相色谱可以做分离分析,把微量、性质相似的溶剂分离开;质谱则是做定量定性的一种分析方法。”喻彦林介绍,通常,厘米的笔迹笔画里,只含有十亿分之一克的笔墨含量,因此对鉴定技术的要求非常高,他们团队是目前国内书写时间鉴定做得最好的团队。

用大数据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如果接到勒索电话,只有犯罪嫌疑人的声音,如何寻找、锁定嫌疑人?

西政刑事侦查学院有一套法庭语音证据评价新范式。“传统的语音识别大多靠人工经验判断,比较主观,也有偏差。”西政刑侦学院院长胡尔贵介绍,西政这套法庭语音证据评价新范式运用大数据和统计学建模,从而建立大规模的背景人群数据库。

比如,犯罪嫌疑人是河南还是重庆口音?是中年还是青年?声调高低如何?团队运用大数据和智能技术建立了一套可智能化自动分析的技术,可从样本的口音、声调高低、叹词、停顿时间等多个方面,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区域。

“目前互联网发达,针对电子技术犯罪等,我们还运用电子数据、网络安全等技术在网络新兴领域进行创新突破。”胡尔贵介绍,西政刑侦学院建立了“证据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平台”,其中包含重庆市刑事科学重点实验室、重庆高校物证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等,是建设科学城法治科技园的核心项目,在不少领域有技术突破。

“一带一路”国家法律数据库明年可运行

汇聚东盟十国的法律法规、司法判例、法学期刊数据、法治机关运行制度等各方面法律信息;首期共达万条法律信息,以及近百名各国各领域的法律专家……这是西政明年将正式运行的“一带一路”国家法律数据库及法律查明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数据库”)。

该数据库由西政东盟法学研究中心牵头打造。“项目拟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东盟十国法律数据库。”西政国际法学院张晓君院长介绍,该项目是重庆高校国际化人文特色项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助力将重庆打造成东南亚区域的法律高地,推动重庆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

多年来,西政与东盟十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紧密的法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合作关系。东盟法学研究中心也陆续为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培养了多名检察官等高级人才。张晓君告诉记者,该数据库是英文数据库,配有翻译软件。如果在数据库查询到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请相关专家进行解读。该数据库预计明年上半年正式运行。

这份判决,他们等了年……

魏正义去世后,家人催要其生前借出的一笔万元借款时,债务人却出示了一张五厘米宽、上下边缘剪裁整齐、巴掌大小的钱据两讫的字据,并表示已经通过现金形式归还欠款。这张纸头经历了五次司法鉴定,引发了一审、二审、再审、最高检抗诉、最高法再审。回首这一路诉讼,魏正义家人很疲惫——

一张巴掌大纸条引发的年诉讼路

?从一审、二审、省高院再审,检察机关抗诉启动最高法再审,这张厘米宽的小纸条所引发的诉讼,经历了现行制度内的所有诉讼程序,耗时年之久,再加上后续执行程序,用经年累月形容,并不夸张。

?年民事诉讼法修改,鉴定结论“更名”为鉴定意见,立法语言变化的背后,意味着鉴定意见并不具有一锤定音功能,司法审判更应当从证据三性、鉴定方法的科学性角度判断其证明力大小。通过抗诉,检察机关也在传递一种理念,民事审判不应被鉴定意见带偏,陷入“唯鉴是举”的错误思维。

?在书写签名时,一定要慎重,要格外注意书写位置——保持与主文连贯、减少字据留白,必要时可做特殊备注,以避免签名被“移花接木”,产生不必要麻烦。

企业家去世后

家人发现了一张巨额借条

如今再谈起年的那场官司,魏正义(化名)最小的儿子或许印象并不深刻,彼时他还不满十岁。前不久魏正义家人拿到了执行款,此时,他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这一路,确实很漫长。

魏正义生前是河南省新密市有名的企业家。他自幼家穷,没读过几年书,按照他家里人的说法,也就能写好自己的名字。在创办煤矿,富裕之后,他转而热衷慈善,资助困难学生,使上千名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年月日,魏正义突发疾病去世。“父亲弥留之际叮嘱我们,一定要拿出个人积蓄回报社会,设立基金资助贫困学生。”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魏正义的女儿介绍说。年月日,“魏正义助学基金”成立,按照计划,每年从基金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就在筹措资金时,魏正义的家人遇到了麻烦。“年至年,我父亲先后次共借给当地一家耐火材料公司实际经营者王彩虹(化名)万元,王彩虹也给父亲打了张借条。年月底,父亲向王彩虹催要借款,她称人在外地。父亲去世后,我们多次向王彩虹催讨借款,年上半年,王彩虹却拿出一张字条,说她已在父亲生前还清了万元欠款。”女儿说。

沟通无果后,年月日,魏正义的家人——老伴王芳(化名)与孩子们一纸诉状,将王彩虹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王彩虹偿还万元借款及利息。

对簿公堂之后,王彩虹进行了答辩。“年春节的时候,市场上耐火材料需求量陡增,因为耐火材料的定做和发运都需大量流动资金,投资成立一年多的耐火材料公司遇到了资金难题。”王彩虹在答辩状中叙述道。

“你帮了我那么多忙,没给你分文报酬,现在你需要流动资金,我支持你。有利润了你请客,没利润的话,就当我借钱给你用,不用还利息。”按照王彩虹的说法,是魏正义得知其耐火材料公司流动资金紧张后,主动问她是否需要帮忙。

年月日、月日、月日,魏正义分三次转给了王彩虹万元。“因为是定制化生产,所以耐火材料要按照需求方图纸型号分批生产。如果买方款项不打过来,我们是不生产、不发货的,所以账期不会很长。年月开始,公司就开始了陆续回款。”王彩虹说,其于年月将公司到账的一笔贷款承兑汇票万元,贴息兑付后凑足了现金万元,全部还给了魏正义。此后又偿还了万元。

年临近年末,王彩虹的耐火材料公司又遇到了资金紧张。“魏正义又支持了我万元。年月日,我一笔还给了他万元,就此清了帐。”

王彩虹表示,还完款项后,她曾主动要求魏正义归还欠条。“你之前写的借据在我家里放着,现在回家不太方便,干脆写个字据吧。”因为二人之间的关系不错,王彩虹也没有把它当做一回事。按照这个提议,魏正义给王彩虹提供了这份字据——

“王彩虹借款已全部还清,以前双方所写借款条和还款条自行撕毁,以此为据。..立字据人:魏正义”。(以下简称“年月日字据”)

“在我的耐火材料公司门口,他写了这张收据。和魏正义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男的,因为魏正义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所以就让这个男的写字据主文,魏正义签名捺印。”王彩虹表示,到这就已经是钱据两讫了。

对于“多次催要欠款”的说法,王彩虹也给予回应——根本不是事实,纯属谎言。“只是在起诉前一星期左右,在当地一家洗衣店门口,魏正义的家人要过一次款。除此之外,没有人主张过权利。”

在魏正义家人看来,王彩虹上述辩解并不成立。此前采访中,魏正义家人对王彩虹辩解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不认可——

一是字据宽不到厘米、有剪裁痕迹、没有标题、正文和签字不是一支笔所写,也不是一人所写,字据正文也没有指印;二是王彩虹多年从事律师职业,从第一次还款到魏正义去世,将近一年半时间,她是有充分的时间索要借条。更蹊跷的是,巨额还款都是现金且没有取款记录,也不符合普通人的日常认知。

历经三级院,五次鉴定

字据到底是真是假?

一方是要求借款方归还借款及利息,一方则表示确实有借款,但是已经归还。原被告之间“针尖对麦芒”,究竟谁真谁假,还得要靠证据来说话。按照庭审的走向,“年月日字据”的真伪就成了双方争议的焦点。

记者注意到,从外观上来看,这份关键性证据确实并不起眼,其长度也就是一张纸宽度,宽度也就是厘米左右,字据上下边缘均有明显剪裁痕迹,;从内容上来看,一共就三行字,前两行是正文,第三行是落款时间,紧随其后则是签名“魏正义”和他的按捺指纹。

然而,还未及法院组织双方当庭对字据进行质证,被告王彩虹在年月日自行委托河南检苑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并且明确指示鉴定机构要采取溶解检验方法。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种鉴定方法极易导致鉴定材料的破损,影响对形成时间的鉴定,特别是王彩虹长期从事律师执业,这种操作更是让人费解。

年月日,河南检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结论:字据中的“魏正义”签名是魏正义所写,“魏正义”签名上的指纹是魏正义捺印。

这个由被告自行委托的鉴定,对照的样本来自哪里?委托鉴定事项又是哪些?为何要委托给这家鉴定机构?……多个疑点让这份报告并不能获得魏正义家人的认可。于是,年月日,王芳等人向法院提出了鉴定申请,在双方当事人的共同选择之下,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年月日字据”进行鉴定。

蹊跷的是,在鉴定期间——月日,有人冒用一审法院名义向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寄送“王彩虹原借款下万元未还,因合作硅砖款未收回,收回后归还,其他借款已全部归还,原借款条作废。..魏正义”字据,并明确表示这是鉴定样本,可以参照这个内容进行对比鉴定。

年月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结论:送检字据上“魏正义”三字不是打印形成,署名“魏正义”三字不是魏正义本人书写形成,押名指印是魏正义的指印,但不能确定其形成方式。

正是这个鉴定样本的“乱入”,让王彩虹认为,上述鉴定存在着程序违法嫌疑,并提出了第三次鉴定申请。而魏正义的家人则认为,寄送样本的寄件人正是王彩虹,其目标就是让这份对自己无益的鉴定结论“失语”。后经审委会讨论,“年月日字据”又迎来第三次鉴定之旅,被送往辽宁省北方司法鉴定所。

年月日,辽宁省北方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结论——“魏正义”签名与样本上“魏正义”签名为同一人所写。尽管魏正义的家人提出辽宁省北方司法鉴定所有超范围鉴定的违法行为,但法院认为,在接受委托时,鉴定机构已经明确仅能接受文书鉴定,并拒绝了痕迹鉴定的申请。因此,整个鉴定工作是在鉴定范围内,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依据充分,对该鉴定结论予以采信。

历经三次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即便不对指纹进行鉴定,仅凭“魏正义”的签名真实,也可以认定证据真实性,案件相关事实已经查证属实,最终,法院采纳了被告所提出的万已经还清的辩解,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在得知辽宁北方司法鉴定所只有文书鉴定资质、不具有痕迹鉴定资质和微量鉴定资质的情况下,应当依法通知当事人重新选择鉴定机构,法院将‘年月日字据’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唯一依据于法无据。”一审判决后,魏正义的家人并不认可,提出了上诉。

上诉后,二审法院将庭审的焦点聚集在字据的真伪上,就此,“年月日字据”迎来了第四次鉴定。经过委托,年月日,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检验报告书:“魏正义”签名字迹与样本上“魏正义”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检材上的指印是魏正义用印油按捺形成。就此,二审法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于是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

“两审仅仅依据一张字据来认定王彩虹已经归还,证据明显不足。再者,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检验报告不属于证据形式,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于这份判决,王芳等人并不认同,向省法院申请再审。

虽然已经经历了四次鉴定,但认为每一次鉴定程序都有瑕疵,为了探个究竟,在申请再审期间,王芳等人也还是自行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对“年月日字据”上的“魏正义”签名字迹进行鉴定,这也是该字据的第五次鉴定,鉴定结论显示,字据上的签名并不真实。

王芳等人希冀于法院能够支持自己的诉求,然而,事与愿违,年月日,法院作出维持二审的判决。

事实认定被司法鉴定带偏

最高检:纠偏

失望之中,王芳等人将维权的希望放在了检察机关的抗诉上。

接受民事检察监督申请后,河南省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冯海宽对全案证据进行了仔细分析。在他看来,再审法院对三份鉴定结论的分析和认定存在着明显问题。

“客观上来讲,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较为公允,再审法院却以鉴定程序违法为由不予采信,实属不当。”冯海宽向记者表示,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结论之后,该份鉴定报告的鉴定人员之一——王胜利(化名)曾出庭作证,并提交《出庭质证的书面说明》。依据王胜利的证言,其依据样本一,已判断出检材具有仿写特征,这个判断并未受到样本的干扰。

也就是说,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委托的程序合法,具有相应鉴定资质。“但遗憾的是,法院却忽视了鉴定人的出庭作证内容,而是选择了重新鉴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冯海宽表示,在司法审判中,不能将案件事实的发现全部交由一纸鉴定意见。

“‘年月日字据’系孤证,并且自身存在着多处瑕疵。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除了借条收条等书证外,还可以从还款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他说。

具体到本案,该承办人介绍,王彩虹主张还款的万元来自承兑汇票贴现兑付,但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王彩虹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再审法院仅依据“年月日字据”这一孤证认定还款事实,证据明显是不足的。

记者注意到,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借贷司法解释中,也有明确的表述——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不仅是证据不足的问题,王彩虹一方所主张的事实也是有违经验法则。“王彩虹称其在年月日以现金形式还了万元,三个月后又还了万元,年月日将剩余万元全部偿还。数额如此巨大的三笔还款以现金形式归还,没有相关银行转账或提取现金的证据,并且没有合理解释该三笔款项的合法来源,这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他说。

在冯海宽看来,王彩虹是一名执业律师,对法律行为有着高于一般人的理解,但在案事实显示,王彩虹的某些行为很难理解。“比如,王彩虹在庭审中曾表示,前两次还款时,魏正义都写有收条。在借款条未收回的前提下,保留还款单据明显是对自己有利,而王彩虹却将前两次的还款条撕毁,这也不符合生活经验,更不要说她还是一名律师。”

案件审查结束,河南省检察院认为,终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提请最高检抗诉。就这样,案件流转至最高检,最高检案件承办人认为,“年月日字据”系孤证,且存在多处瑕疵,加之王彩虹对其所称以承兑汇票贴息兑付还款万元的事实,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以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证明力明显不足。在最高检承办人“接力”审查、院领导审批后,很快,最高检便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在多份鉴定结论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原再审法院直接采信“年月日字据”的真实性并认为王彩虹仅提供该字据即完成了其已还款的举证责任,此种认定不尽全面、客观,有违常理。”对于法院委托的三次鉴定,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如上评价。

“第一笔是是在年月号还的,是我们去银行承兑给他的,当时他是在我的律师事务所里拿的现金。”结合王彩虹还款资金来源的说法,最高法要求王彩虹提供该万元承兑相关的票据、财务凭证。庭审中,王彩虹提供了时任公司现金出纳工作人员的证言及情况说明以及公司记账凭证等材料。但关键的汇票号码等基本信息,即便是丢失,也可以通过银行交易记录予以核实,但王彩虹一直未能提供。

对此,最高法认为,王彩虹主张的分笔偿还借款中的最大一笔万元的现金来源,未能充分举证,即应当认为债务人王彩虹对其已经偿还万元借款这一事实主张未能完成应承担的证明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换做通俗的理解,最高法认定,王彩虹并未清偿这余万元借款。

最终,最高法接受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年月日,最高法作出终审判决,“王彩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王芳等人支付万元及相应利息……”拿到这份判决,魏正义的家人已经等了年。

司法判决不应违背

基本的日常生活经验

第六检察厅 滕艳军

最高检张军检察长指出,民事法律关系纷繁复杂,检察机关必须聚焦突出问题,精准履行监督职责,及时监督纠正错误的司法裁判,维护司法公正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本案中,一张存在重大瑕疵的字据,一份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的孤证,缘何在历经多次鉴定后,却成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一言以蔽之,司法判决违背了基本的日常生活经验,导致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最终出现以鉴代审的情况。

所谓日常生活经验,在西方法律制度中表述为经验法则,是指人们从生活经验中归纳获得的关于事物因果关系或属性状态的法则或知识。日常生活经验不仅客观存在于每一个普通人的认知范围中,更影响到法官认定事实的全过程。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由此可知,日常生活经验已成为法官评判证据价值和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依据之一。

本案中,被告王彩虹出具的字据系孤证且存在多处瑕疵。该字据宽不到五厘米,有明显的剪裁痕迹,签名处被溶解处理;没有标题,正文、签字不是一支笔所写,也不是同一人所写;字据正文没有指印,魏正义签名处指印反着的,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指印是否拓印还是捺印。从日常生活经验判断,该证据极有可能系利用真实字据留白处进行变造,自然也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的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特别是在查证万元承兑汇票贴息兑付这一重要事实的基础上,综合判断还款事实是否发生,而非依赖司法鉴定。司法鉴定代替不了法官的司法判断,特别是在多份鉴定意见均存在瑕疵且意见相左的情况下,司法判决更不应被鉴定意见带跑偏,甚至出现以鉴代审的情况。

民事检察倡导精准监督。所谓“精”,就是要注重选择在法治理念、司法活动中有纠偏、创新、进步、引领价值的典型案件,努力做到监督一件,促进解决一个领域、一个地方、一个时期司法理念、政策、导向问题;所谓“准”,就是要做到案件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在此基础上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监督方式。本案经省检院提请抗诉、最高检提出抗诉等程序,最高法最终改判王彩虹偿还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本案在准确适用日常生活经验、正确审查认定证据以及防止以鉴代审方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在社会价值方面,也启示我们慎重对待个人签名,防止被“移花接木”,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来源:检察日报客户端

陈文海 | 寻常案件的非常辩护之道

(感谢陈文海主任题字)

陈文海 | 北京鑫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鑫兴(天津)律师事务所主任,天津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发文,强调刑事案件进入法院审理阶段后,必须保证所有被告人获得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权利,这一做法被业界称为刑事案件辩护工作的全覆盖。与这一重要法制举措相适应,作为刑事诉讼重要参与人的辩护律师,由此面临更加繁重的刑事辩护任务,办案形势对刑事辩护工作的效能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辩护律师代理的绝大多数刑事案件,都是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普普通通的刑事案件。这些看似平平常常,并无波澜起伏的寻常刑事案件,通常以涉案过程简单,事实比较清楚的盗窃、诈骗、抢劫、交通肇事、故意伤害等所谓“小案子”为主,其中的涉财犯罪,数额一般也都较小,有的被告人还作了认罪认罚程序。个别被告人本人及其家属,甚至不愿为此破费聘请律师辩护,而是指望法援律师担任辩护人。

工作中,代理这样的刑事案件,有的辩护律师只是千篇一律地例行会见,再写上-页纸的辩护意见,提出一些不痛不痒的辩护词,开庭走个过场便案结事了,一些人并没有发挥出一名辩护律师真正应有的辩护水平。

其结果是寻常案件—通常辩护—走个程序—没有效果,从而使辩护工作悖离了刑事辩护应有的初衷,失去了刑事辩护工作应有的题中之意。

其实,这些看似寻常的普通刑事案件,每一起案件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从辩护的角度说,只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阅卷,深入审视案情,每起案件都可能有着独到的可辩之处,也就是说,寻常案件往往也有其非常的辩护之道,也可能通过正确的辩护思路和做法,而收到意想不到的辩护效果。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做些初步探讨。

一、锐敏观察思考,在众多的不利证据中发现有利证据线索

就普通刑事案件而言,从立案侦查,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并交付审判,无一例外地经过了侦查、起诉部门的严格审查。从司法实践看,经过上述程序,绝大多数案件的证据均为有罪证据。在众多的在案证据中,除去少数案件具有自首、立功、从犯、未成年人涉案等有利于被告人轻、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证据外,其他证据通常都是用来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的“不利”证据,这是众多普通刑案的基本特点。虽然如此,只要我们精心审阅全案卷宗,敏锐剖析案情,仍然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发现案件中有利证据的线索,进而掀开证据端倪,推动辩护工作有效开展。

在办理王某非法拘禁案件中,从初步的案件事实看,这是一起非常普通、简单的刑事案件。王某系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开展公司业务中结识了乙公司的李某。年月,李某以公司资金紧张,需要扩大产能为由,向王某融资万元。为此,李某还带上王某到乙公司进行参观,介绍了企业的生产情况。此后,基于对李某和其企业的信任,王某向其出借资金万元,双方签署了借款协议,约定了借贷利率和还款期限,资金全部到位。

一年后,李某不仅没有如期偿还约定的利息,本金更是分文未还。虽然王某多次到其家中和单位讨要,但李某均以各种借口推辞推托,始终一分钱不还。年月某天下午,李某如约主动来到王某所在公司的层楼办公室,双方继续围绕如何还款进行商议沟通。双方你来我往,历经数小时后,还是谈不到一起。

无奈,王某只好安排一名工作人员陪李某在公司层留宿,同时继续向其索要欠款。经过一夜工作,至第二天中午,李某通过亲朋好友筹措款项约万元,转入王某公司账户。

当日下午,王某继续安排工作人员在公司办公室向李某讨要其余欠款,并适当安排其食宿和休息。到下午:分,正在外面处理业务的王某接到公司电话,告知李某刚刚从其公司楼办公室坠楼身亡。至此,王某因涉嫌非法拘禁罪归案,又历时近一年时间,案件经侦查、审查起诉,交付法院审判。

接受委托后,辩护人及时会见,在第一时间听取了王某的陈述。后来经过阅卷,对全案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初步看,王某安排公司员工,非法将李某限制在办公室长达一天一夜,讨要债务,一定程度上剥夺了李某的人身自由,甚至最终出现了李某坠楼死亡的严重后果。这是一起典型的非法拘禁案,且可能存在从重处理的情节。如果死亡后果确与非法拘禁行为有因果关系,王某将面临年以上的刑罚。

工作中,辩护人除认真听取被告人陈述,还通过阅卷、听取相关人员介绍等方式,了解了案件的其他一些情况。比如,王某讲到,当初李某带领其参观公司生产一幕,是李某事先有组织安排的作假行为,其实那家工厂早已资不抵债,无法正常经营,负债上亿元。

李从王公司借来款项后,一分钱都没有用于经营,而是立即拿出巨款,购买了受益人为其父母、妻儿等人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王某亲属还讲到,李某坠楼身亡后,历经一年时间,其家人持保险单在某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法院已经作出判决,等等。

毫无疑问,这起案件中,王某及其安排的陪同工作人员已经构成犯罪。本案的焦点在于李某坠楼,是否和王某及其工作人员的讨债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坠楼和讨债有无因果关系,直接关乎着王某最后量刑的轻重。而确认这一事实,前面相关民事判决认定的保险理赔事实具有重要参考作用。基于这一认知,辩护人及时通过裁判文书网下载了此案涉保险部分的民事判决,又多方努力,收集了保险公司卷内的保险勘查笔录。

经过全面分析该勘查笔录,辩护人从中发现,第一,李某坠楼并非在王某楼的办公室,而是在其隔壁公司的阳台坠落。第二,王某隔壁公司人员可以证明李某在其公司阳台坠落前双手攀扶,两腿有蹬踏动作,且阳台外侧留有其鞋底多处滑痕,说明其有自救行为,可排除跳楼自杀可能。第三,事发当时,李某所在的王某办公室没有他人,屋门敞开,李某可以自由进出办公区间。第四,李某是从王某办公室阳台攀爬至隔壁阳台。

在掌握了上述四个方面的情况后,辩护人将上述民事判决及现场勘查笔录提交法庭的同时,开庭中又紧紧围绕事发时屋内无人,李某可以自由活动,可以走入楼道,自行离开办公室,不存在必须攀爬至其他办公室的理由;李某坠楼地点并非在王某的楼办公室,而是在隔壁阳台,且其在阳台上有自救行为;没有证据证明王某指派的工作人员对其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等等,多方面反复论证、特别强调李坠楼而亡和王某等人的非法拘禁行为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进而强调对王的量刑不能以非法拘禁致人死亡作为依据,对其判处年以上有期徒刑。最终法院采纳了本人的辩护意见,王某被判处两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的较轻刑罚。

回想这起案件,如果不深入研究案情,没有敏锐的辩护触角,就不可能在王某家人提供的茫茫线索中发现本案所涉的保险理赔案件,更不可能主动收集涉案保险勘查笔录,从而为做好辩护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二、敢于较真求实,大胆澄清和破解问题证据的相关疑问

实践中,有些案件,看上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辩护工作似乎并无着手之处。但经过会见、阅卷,特别是反复考量事实证据,我们仍能发现有些定罪证据存在的疑点和问题。在看似寻常的案件当中,很可能存在用来支持辩护工作的非常之处和有利线索。

年月,省某反贪局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对张某决定刑事拘留,后又决定予以逮捕。同年底,公诉机关以挪用公款万元对张某提起公诉。这是一起非常普通的职务犯罪案件,张某作为某村委会的报账员(非国家工作人员,没有任命手续,被公诉机关界定为村会计),按镇领导指示,带上全套银行开户手续,到某银行为村委会开户。后村委会的拆迁补偿款万元通过该账户转移到一家私营企业,年后事发。

在公诉机关指控张某挪用公款犯罪的诸多证据中,有一张关于挪用上述万元款项入涉案私营公司的转账支票。这张支票上的收款人“某某有限公司收”等字迹,经侦查人员委托,省的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张某书写。但全案过程中,张某对鉴定结论始终持有疑问,坚持不承认支票为本人填写。

在辩护人首先向公诉机关提出重新鉴定的请求,公诉机关不以理睬的情况下,辩护人联系张某坚决否认为自己书写的态度,下苦功夫潜心研究这份笔迹鉴定存在的问题。通过先后两次到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向知名专家作鉴定咨询,发现了这个鉴定存在的以下问题:

一是侦查机关提取鉴定样本严重违规,不仅没有提取与检材同期的、年前由张某书写的样本,相反,提交的样本是由办案人员逼迫张某模仿检材字迹抄写而成。二是侦查机关违背最高检察机关规定,未经省级检察机关批准私下到社会鉴定机关进行笔迹鉴定。三是鉴定人员稀松懈怠,没有严格执行鉴定操作规范,对样本与检材中相同的字迹视而不见,公然在结论中声称样本和检材虽然没有相同字迹,但仍然可以得出字迹为张某书写的同一认定结论。

发现上述问题后,辩护人一方面向法庭申请,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另一方面又聘请全国知名的权威文字鉴定专家,当庭就专门的鉴定问题作出咨询说明。在此基础上,法庭之上,辩护人围绕该司法鉴定结论在办理委托程序、获取样本过程、遵循鉴定规范等,进行具体鉴定细节诸方面存在的问题,充分进行法庭质证和辩论;同时紧密结合专家的鉴定咨询意见,专家辅助人当庭就专门问题所进行的说明,提出了彻底否定该笔迹鉴定结论的质证意见及辩护意见。最终法院依法全部采信了辩护人对该项证据的质证及辩护意见,作出了对被告人张某有利的判决。

这起案件,如果没有辩护人对问题证据求实较真的劲头,没有多方认证,没有努力推翻问题鉴定结论的不懈精神和大胆尝试,没有对业务问题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错误的鉴定结论很可能不会被推翻,案件辩护不可能取得理想的辩护效果。

三、尽心竭力履职,在法律适用上寻求有利创新和突破

辩护工作中,常常还有一些案件,事实证据无可挑剔,被告人构成犯罪已经板上钉钉,辩护工作似乎无可作为。面对这种众多而又平常普通的刑事案件,尽管看上去辩护人几乎肯定无所作为。但从辩护工作的执业理念出发,辩护人仍然应当多方寻找突破口,力争在取得辩护成效上有所突破。尤其在尝试事实证据方面辩护没有出路后,可以尝试在适用法律上寻求辩点,以求突破。笔者认为,所有能够依法让被告人得以从轻、减轻、免除刑罚的辩护,都是有用有效的辩护。

在某地发生的一起交通肇事罪案中,被告人王某深夜酒后驾车,在暴雨中将骑自行车闯入机动车道行驶的某撞飞致死。肇事后,王某驾车潜逃。此后,在公安机关破案之前,王某又找来张某,向张详细介绍了案发的整个经过,并提出让张代替他顶罪,先去自首。然后王再想办法将张从看守所捞取出来。

张自首后,因无法详细讲述案件详情,两个月后顶罪一事暴露,王某遂被羁拿归案。这是一起事实证据都非常清楚的交通肇事案件。王某因交通肇事逃逸和妨碍作证,面临两项罪名的指控,数罪并罚后可能面临较重的刑罚。

这样的案件,如果辩护人一时懈怠,仅仅提出被告人认罪态度好、积极退赔、坦白、初犯、偶犯,建议法庭从轻处罚等一般性辩护意见,法庭上辩护词一念,完全可以交差,这也是绝大多数辩护人的惯常做法。

本人接受委托后,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辩护工作。

一方面,全面透视案件,选好辩护切入点。作为一起在当地已经引起媒体关注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要想取得理想的辩护效果,被告人是否真诚认罪悔罪、被害人一方能否对肇事者给予谅解宽容,非常重要。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在征得委托人同意的情况下,始终把做好民事赔偿工作作为本案刑事辩护工作的切入点,通过满意的民事赔偿,体现被告人的真诚悔罪,促成被害人一方对被告作出谅解,出具了谅解协议书,从而使辩护工作有了一个好的基点。

另一方面,认真钻研涉案相关法理精神和法律规定,做法律上的明白人。对于本案来说,从接受委托开始,就面临着在法律上有争议的两个问题。一是案发后王某驾车驶离现场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肇事逃逸,要在三年以上量刑;二是王某还涉嫌妨碍作证犯罪,面临数罪并罚,对其还能否适用缓刑。

经过认真分析案情,研习法理,笔者认为,在本案中,被告人王某之所以构成交通肇事罪,是因为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其在交通事故中负有主要责任,被害人一方负次要责任。而认定被告人王某负主要责任的依据是因为其在事发后逃离了现场,出现了亡人的严重后果。

换句话说,如果被告人王某在案发后不离开现场,也可能不会负主要责任,甚至可能不会构成交通肇事罪。因为被害人一方系违规闯入了非机动车禁行区域,在其没有通行权利的地段强行通过,已经侵犯了被告人王某的正常通行权利,这是本次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既然逃逸已经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条件,就不能再把它作为量刑情节而重复评价。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对被告人王某的交通肇事犯罪行为应当依法在三年以下量刑。

为明确数罪并罚能否适用缓刑问题,笔者翻阅了大量《刑法学》书籍和相关司法解释,仔细研读了《刑法学》中关于缓刑理论阐示的法律规定。其中高铭暄、赵秉志等权威专家当时的著述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文件都认为,判处缓刑的前提条件不是看其几个罪,只要数罪并罚后,合并执行的刑罚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就可以对被告人适用缓刑,而适用缓刑与否最关键的条件,就是看其被处缓刑后是否还具有危害社会的可能。只要综合分析判断被告人不至于再危害社会,就可以适用缓刑。至此,笔者在法庭辩论中,大胆地提出了对被告人王某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

最终,合议庭经过认真审理,慎重合议,采纳了本人提出的全部辩护意见。判决结果,对王某所犯交通肇事罪,依照当时《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对王某所犯妨害作证罪,依照当时《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并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犯妨碍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一起看上去本来无处可辩的普通刑事案件,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理想的辩护效果。

四、着眼辩护效果,在认罪认罚、退赃退赔、获得谅解等从轻、减轻情节上争取辩护先机

事实上,我们工作中面临的绝大多数普通刑事案件,案件事实证据均无可争议,被告人本人也已经表示认罪认罚。在许多办案人员或者当事人眼中,这样的案子请不请律师辩护似乎两可,无非是走个过场。面对这样的案件,辩护人是真的无所作为,放任自流,还是通过积极寻找辩点,力争能够通过自己的辩护,使被告人获得较轻的刑罚?是我们许多律师,特别是年轻律师时常面临的选择。本人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辩护律师,从不应当放弃任何一丝为被告人争取从轻、减轻处罚的机会。这是律师基本职业操守使然。

在鲁某诈骗一案中,被告人鲁某通过微信聊天,以恋爱为名赢得女孩信任,交往中继而又以生意缺钱为由骗取他人钱财。年月,鲁某被公诉机关交付法院审判,涉案诈骗金额近万元。

这样一起数额不大的诈骗犯罪案件,因为骗人情节恶劣,被害人身心受到重创,在前期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一直对鲁怀恨在心,并表示对其绝不谅解,甚至提出了超过涉案数额万元的经济补偿要求。

从辩护角度说,该案虽然被告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但如果没有被害人的谅解,检察机关也无法提出年以下的量刑建议,被告人必然面临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处罚,更不存在判处缓刑的可能。

针对这一情况,在办案人员如数将涉案款项返还被害人后,辩护人首先积极征得检察机关对辩护工作的支持,又通过努力,争取让检察机关协助辩护人首先做好被害人沟通工作。在被害人同意和辩护人就签署谅解书一事见面沟通后,辩护人主动约谈被害人,对被害人表示出极大的理解和同情,并真诚代表被告人及其亲属,向被害人表示诚挚的歉意,以真情实感打动被害人的身心。

在被害人情绪平复,并表示可以就谅解事宜进一步商谈沟通后,辩护人主动表示,愿意代表被告人一方及其亲属,在原先已经返还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基础上,再向被害人支付一笔经济补偿。同时恳请被害人能够看在被告人家中老人患病无人照料,孩子尚小,生活困难等诸多因素,特别是鉴于被告人真诚悔罪,恳请其对被告人作出谅解。

精诚所致,金石为开。辩护人的真诚沟通,终于打动了被害人,在收下万元经济补偿之后,被害人当场签下对被告人的谅解书,并明确建议司法机关不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由于认罪认罚及刑事谅解工作充分到位,本案被告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年,缓刑年。在被关押个月之后,被告人终于回到了家中。

再比如辩护人代理的洪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洪某作为涉案公司团队负责人,涉嫌非法吸收巨额公众存款,本身非法获利近万元,排在全案名被告人的第三位。一审过程中,鉴于被告人洪某认罪认罚,退缴了全部涉案赃款,加之有自首情节,检察机关建议对其可以判处缓刑。不料,在一审法院合议过程中,数十名被害人到法院上访,要求对所有被告人严判,不得判处缓刑。无奈之下,一审法院为了平息事态,只得将全案名被告人全部判处年以上有期徒刑,且全部为实刑。

案件上诉后,辩护人针对本案关键是部分被害人上访这一实际,在辩护过程中除强调一审法院在没有特殊情况下,突破检察机关缓刑量刑建议而判处洪某实刑,有违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精神外,还着重就如何做好赔偿,进一步稳定被害人情绪之事,积极和二审法官、检察官沟通。

在征得二审承办法官和检察员同意后,辩护人动员洪某亲属,在已经退赔原全部非法所得基础上,又自愿多退赔万元,以远高于其他被告人的退赔款项,用于安抚相应的涉案被害人,进而极大程度维护了社会稳定。

在做出上述举措之后,许多被害人的情绪得以平复,法院最终改变一审判决,单独对被告人洪某作出了缓刑判决。案件经过一番波澜起伏,终于以被告人及其亲属意想不到的理想判决结果而告终。

丰富的辩护工作实践表明,刑事辩护工作道路虽远又长,但许多案件常常是“天无绝人之路”。这就要求辩护人,熟通案件事实和法律,精心钻研证据和辩护切入点,以高度负责的工作热情和职业修养,埋头苦干,勇往直前。

只要我们这样做了,许多看似无门的刑事案件,都可以获得满意的辩护效果,寻常案件的辩护也可以走出一条非常之道。

(来自陈文海主任公众号“刑事辩护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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