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行政监督的作用，定边县人民检察院2021年检察调研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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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试述行政监督的作用，定边县人民检察院2021年检察调研工作取得实效

2、试述行政监督的作用，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及实现途径

3、试述行政监督的作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复兴与乡土社会重建

定边县人民检察院年检察调研工作取得实效

检察理论研究既是检察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对检察工作具有较强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定边县人民检察院对检察理论研究工作高度重视,今年年初，定边县人民检察院下发《定边县人民检察院关于二二一年检察调研工作安排的通知》，整体部署安排检察调研工作，深入贯彻“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的新时代检察工作总体要求，加强和深化对检察理论重大问题研究，自觉推进“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创新发展和高素质检察官队伍建设，积极构建全院参与的检察理论研究格局，大力营造学思践悟的调研氛围。

定边县人民检察院积极组织和鼓励干警结合业务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年调研工作成效显著，截止目前，共发表调研文章篇，其中篇调研文章《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问题》《捕后轻刑居高不下与不起诉率偏低的矛盾及其化解》《论驻所检察监督中监管问题与优化路径》发表于国家级刊物《中国科技人才》，另外篇文章发表于法制网站。同时，定边县人民检察院在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检察院首届“陕甘宁蒙”检察论坛中取得丰硕成果，调研成果《试述提升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刚性的几条途径》获得二等奖，《上游犯罪罪量因素对赃物犯罪成立的影响分析》《以检察公益林建设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检察方案》获得三等奖。

定边县人民检察院为推进调研工作高质量有序开展，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调研工作开展，同时将调研工作与绩效考核结合起来，积极表彰奖励先进调研工作人员。下一步将继续通过多种方式鼓励检察干警加强学习,努力提高检察干警检察调研能力,同时继续建立和完善促进检察理论发展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进一步提高定边县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水平,推动定边检察工作平稳、健康、科学发展。

来源：经济日报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一项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其重要意义和实现途径值得深入研究。

时代背景和重要意义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过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国内居民收入和购买力大幅度提升，形成了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建成了较为完整的生产体系和企业发展的生态系统，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过去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近些年来，国际地缘政治发生巨大改变，一旦外部出现重大供给和需求的冲击，中国国内经济就可能受到重大影响。因此，中国发展战略有必要作出新的调整。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体现了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思考和战略谋划，也是根据中国比较优势变化作出的调整，可以更好地发挥国内的体制和市场优势，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一方面，可提升国内的发展质量，用国内可控的发展来应对来自外部不可控的冲击；另一方面，可通过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以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和促进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国内循环是关键性的主体，但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不是指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当国内的循环畅通了，形成多维立体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就能为中国在更高水平和更大规模参与国际循环夯实基础，从而更好地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国内循环稳定了，也有利于国际经济循环的稳定，进而为国内经济创造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的外部动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助于中国在经济效率和经济安全两方面获得平衡，通过稳定和完善国内经济发展而对世界经济作出更大贡献，为全球化开辟新的途径、提供新的动力，本质上是更高质量的国内发展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如何构建国内循环体系

构建国内循环体系，需要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第一，加强制度建设。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项长期的战略，相应的制度建设和改革措施必须先行，特别是法治化、市场机制的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等方面尤其重要。中国的发展目标是要在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持续的制度创新，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应加快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经济中尤其是供给侧的一些突出矛盾和瓶颈问题，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加大开放力度，按照国际最高标准打造营商环境，深化改革开放。长期来看，中国的发展最终取决于内部体制机制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中国现行的制度和体制还有许多改善的空间，不失时机进行改革是非常必要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进一步优化治理体系并大幅度提升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在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公共部门尤其需要发挥“杠杆”的功能，用政府作用的良好发挥来激活市场与社会的能量。这考验的是各级政府的协调能力，即怎么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尤为重要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这意味着，政府与市场的作用都不可或缺，各自都要有自己清晰的边界，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发挥作用。在战略前瞻和战略协调、培育比较优势、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政府应该而且能够发挥广泛的协调作用。

中国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治理能力。中国的抗疫模式反映出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前瞻性的战略研判、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确保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体现出全国一盘棋的全局观和强大的国家统筹协调能力。现在看，中国抗疫的成功为国内经济循环创造了条件。

治理能力提升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的市场监管能力。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促进国内经济循环非常重要。更加注重规则和秩序，是推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和有效配置的前提条件。反垄断是保障公平竞争的主要手段，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只有在法治化、市场化和机会平等的前提下，才会激发创新和提高生产力，形成各种要素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的经济生态系统。从长远来看，建立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有利于降低总体风险和营商成本，使得国内经济循环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完善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

在“逆全球化”冲击下，近年来全球供应链体系受到破坏，这种不利的外部环境在短期内还无法改变。因此，从效率和安全相平衡的角度去构建国内产业链体系，有利于分散风险和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可控的环境下，加快新兴产业的布局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并在全国范围内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实现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形成良性循环的经济生态系统。因此，建设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内容。

中国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大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具有重要地位，围绕产业链所形成的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体系也很完整。这种独特的产业生态系统，集产业配套、融资、生产性服务、开放性研发和高素质劳动力供给于一体，可以为跨国公司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这是吸引跨国公司的重要因素。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布局一直在动态调整之中。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有些跨国企业会离开，而一些新的企业会进入。中国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表现在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拥有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和企业生态体系、充沛的融资能力、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日益提升的科技创新能力、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不断释放的改革红利等。目前，中国总体上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保持下去并不断形成新的拉力，需要持续深化改革，加快制度完善，加大开放力度，按照最高标准打造营商环境。

第三，进行全方位创新。

畅通国内大循环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打通国内经济循环的有效手段。中国有些产业链条的高端环节薄弱，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加以弥补。另外，中国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会为建设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提供重要的支撑。

同时，也要积极探讨利用高科技手段参与国际循环的新途径。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应是突破国际循环障碍的重要手段。应努力探讨数字贸易、数字金融和数字货币在促进经济要素全球流动中的新途径和新模式，这方面的发展空间非常广阔。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有很多鲜明的特点，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型业态纷至沓来，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要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抓住时代机遇，在追赶的基础上实现超越，将全方位创新与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机结合起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唯有全方位创新，才能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四，加快国内需求体系建设。

扩大国内需求是国内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海外需求端的冲击，外贸需求的突然大幅度下降，外向型企业一时难以找到国内的替代需求。未来即使在疫情过去之后，来自欧美市场的需求可能也会持续减弱。

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系统中，国内需求是重要的一环，它将引导企业从满足外部需求转向内部循环流转，为国内企业提供创新动力和强大的利润保障能力。有了需求端的拉动，就可以把生产、流通和消费循环链条中更多的价值增值部分留在国内市场。从经济增长的效果来看，这比过去“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更能放大乘数效应。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达到亿多人，购买力全球瞩目。有效满足国内旺盛的消费需求和促进消费升级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这方面主要的挑战是如何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收入差距问题以及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的生活成本影响了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使得国内经济循环缺乏足够的动力，需要通过相应的改革和政策来解决。

扩大内需也有利于参与国际循环。未来，一些发达国家在最终产品上的消费拉动作用可能会减弱，中国国内的需求提升也会对国际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发展内需市场和实现消费升级，有助于中国增加对国际高档消费品和先进工业制成品的需求，有助于减少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赤字和减缓国际贸易的紧张关系。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双循环”框架中重视国内需求体系的建设，有利于为世界创造新的出口目的地，由此营造一个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进一步来看，中国通过参与国际循环体系，把中国国内需求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开放给全球，将会带动世界经济增长。

如何参与国际大循环

在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方面，中国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眼光看待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思潮，不被短期逆流所干扰，秉持扩大开放的态度，倡导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国际经济循环都是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凭借技术、资金和管理优势，向发展中国家派发订单；发展中国家在低成本优势基础上进行加工生产，再把所生产的消费品出口到发达国家。这种国际循环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提升了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总体福利。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深度参与了这个循环体系并从中获益。而且，中国仍需继续参与这个国际经济循环体系，多角度地参与国际循环。

但这个循环体系正在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发达国家的购买力和比较优势都在下降，在经济全球化中的领导力和治理能力也都在弱化。

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资源交易系统，有利于增进经济效率。但是，全球化本身并不能自动保证所增加福利的合理分配。因此，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全球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全球化形成了各国相互依赖的复杂系统，没有全球治理的全球化是脆弱甚至是危险的。近些年来，现存的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问题凸显，亟待改革与完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多年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不断壮大，但却在全球治理中缺少话语权，在这个循环体系中也处于从属和不利地位。世界需要尽快形成多极合作的治理体系，一方面要对现有的治理体系进行改革，另一方面要建立新的机构和注入新的活力。但不管采取哪种方式，多边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应该是重要内容。中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作出贡献。

第二，通过“一带一路”推进全球化。

“一带一路”倡议既可以将过去受到忽视的发展中国家包括进来，也以开放的平台接纳发达国家的参与，更加具有包容性。尽管单个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在经济水平、消费能力、科技实力等方面还不是很强，但整体的能力是巨大的，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是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新渠道。

以“一带一路”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循环体系，并不排斥原有的循环，而是对原有体系的补充，进而完善全球的经济循环体系。通过这些互补的循环体系，中国可以同时加强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将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

以往的全球经济循环注重的是金融投资和技术转让，较少涉足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使得发展的成果大多局限在较小的范围。“一带一路”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可以使更多的价值增值驻留在本土，从而可以更好地带动就业以及经济福利的提升。“一带一路”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瓶颈提供了新的机遇。发展中国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赋能，促进投资和贸易，最终促进减贫和社会进步。可以说，“一带一路”具有较高的包容性，为国际经济循环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新的动力。

总之，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中国用可掌控的国内循环来稳定国内经济和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既能促进中国自身发展，也能为世界发展作出独特的中国贡献，在处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 顾清扬）

作者：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文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良灿

内容提要：中国乡村正面临着经济发展和乡土社会重建的双重困境，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围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中国乡村全面复兴的问题解决路径。通过回顾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发现在有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界定和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中过度关注了经济目标，忽视了社会目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的严重缺席，导致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困境。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乡土社会重建呈现了一种共时性关系，在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界定和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中应纳入乡土社会重建的目标。从理论上来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中国乡土社会重建要处理的是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而两者呈现的共时性关系可以用“社会经济”这个概念来解释，其理论追求是将经济发展重新嵌入到社会中思考。因此，围绕着“社会经济”展开探索，将成为未来中国乡村研究的一个知识增长点。

“三农问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青壮年人口流动导致的村落空心化、“三留守”问题，村集体经济空壳化、村民社会生活个体化、功利化导致的村落共同体崩解。近年来，为了破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导致的村落共同体崩解问题，许多地方开始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多样化的实现方式，试图以此重建乡村的经济基础，进而在再造村落共同体的基础上实现乡村社会全面复兴。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研究的趋势是什么？存在什么问题和不足？在农村集体经济的未来研究中，可以朝着哪些方向进一步深化？回顾已有研究，无疑可以推动经验研究和理论建构的相互对话，使农村集体经济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三农工作。鉴于中国乡村衰败、村落共同体崩解问题在根本上制约着未来乡村振兴能否实现，本文通过回顾已有研究文献，探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落共同体重建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展望未来农村集体经济研究的方向。

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特征

依据农村集体经济的历史，可将其分为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两种类型。学术界对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认识比较一致，指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经济。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推进，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政策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多年以后，面对农村集体经济空壳化、乡村社会空巢化和农民生活个体化的现实困境，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了复兴农村集体经济对于实现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它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因而，阐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在哪里，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也有利于推进制度政策的实践转化。

如何认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内涵，这是学术界首先试图回答的问题。朱有志等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指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成员在自愿、互利、民主、平等的原则下组织起来，在生产与交换过程中实行多元化的合作经营，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所有制经济（朱有志、肖卫，）。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核心是现代产权制度，产权明晰、权责分明、严格保护、流转顺畅，以成员自愿合作与联合为原则，通过劳动者的劳动联合或资本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组织形态（苑鹏、刘同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强调产权集体所有与股份合作，是化解个体农户因过分强调个人产权而分解集体产权，产权和利益分配机制是破解农村经营统分难题的关键所在（李天姿、王宏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成员加入自愿、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崔超，）。

学术界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内涵界定的共识有以下几点：一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关键是产权制度，只有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村经济才能称为是农村集体经济，在产权上强调的是集体所有；二是区别于传统集体经济所处的计划经济时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立足于市场经济并获得发展，因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具有明晰的产权，也只有产权明晰才能够保证集体资产不能被随意分割与变卖；三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村社成员自愿结合为基础，不仅是劳动联合，还包括资本联合，收入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但是，在实践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界定过于注重实现经济发展，忽视了乡村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因而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强调了农民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但没有厘清与合作经济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二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界定没有囊括乡土社会重建的目标。

无论是中央的政策文件表述还是学术研究探索，均很少对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进行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常常被泛化或交叉使用。这导致的结果是以“合作”等同或是取代“集体”，在实践中集体的利益又常常没有因为合作过程的存在而得到有效保障。例如，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后，在真正开展经营活动的合作社中，很多合作社被外来的农业公司控制，农民社员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利益也自然难以得到有效保障（郑丹、王伟，）。杨团认为，合作社是人的自愿结合，没有明确的地域和财产限制，外来资本才因此可以主导合作社的发展；而农村集体经济是以法定的土地集体所有权为前提，以地域为界限而形成的特定群体组织，农村集体经济也就有着明确的成员权限制（杨团，）。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的区别有一个重要考察标准，即资产是否量化给个人，合作经济或股份合作经济资产量化给个人，而集体经济资产一般不会量化给个人（张杨，）。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的共同之处是两者都存在着广泛的社会合作，区别在于集体经济坚持产权为集体所有和有着明确的成员权限制，合作经济在产权和成员权方面并没有严格限制。

从党和政府关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若干政策变迁趋势来看，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集体非经营性资产提升乡村公共服务的运营管理机制”，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建设结合起来，加大政策扶持和统筹推进力度，增强村级组织自我保障和服务农民能力”。从政策演变趋势中可以看到，党和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复兴农村集体经济的目的除了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之外，还要重建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把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嵌入到乡村社会中去思考，逐渐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同乡村治理、文化复兴、重建村落共同体等建立逻辑联系。因此，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界定过程中，除了基于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农村产权等维度考虑，还应该纳入社会的维度，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复兴与乡土社会重建结合起来，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探寻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困境

在宏观的政策制度中，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只是一种抽象的表述，在实践中还需要明确是以发展工业、种植业还是畜牧业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产业载体。中国乡镇企业的衰败历史已经表明，乡村工业已经没有发展的空间，也会对乡村环境造成污染，乡村振兴战略中强调的产业兴旺已经不再可能是依靠发展乡村工业实现。最近几年精准扶贫中的产业扶贫被认为是在培育贫困人口自身“造血”功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难题，也是最有希望成为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产业载体。但是，以种养殖业为基础的产业扶贫项目在实践中运营效果不佳、贫困户参与程度低、主体性缺失严重（胡伟斌、黄祖辉、朋文欢，），产业扶贫项目也因面临着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道德风险和政策风险容易走向失败（侯昭华、宋合义，）。同时，乡村公共性的丧失和农民的个体化、功利化是中国乡村难以有效发展产业的原因之一（李丹、刘津秀，）。

农村社会组织是农业生产活动的组织载体，农村社会组织状况与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有着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由于这种经营体制过度强调个体“分”的一面，集体“统”的作用和功能因乡村社会缺乏组织基础而被弱化（郑有贵，）。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较低，乡村社会缺乏有效运转的社会组织将分散的农民整合在一起，农民社会生活原子化与小农社会化的张力迫使农民越发理性化与功利化，使他们丧失合作的意愿与能力（梁昊，）。在此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建立一个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将农民组织起来（杨团，）。但是，当前的农村土地改革却可能进一步导致乡村集体组织的弱化。贺雪峰认为，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会造成村集体所有权虚置，产生村社集体能力丧失、村庄公共性衰落，出现村社内生组织能力弱化等问题（贺雪峰，）。而村社内部的组织能力弱化和公共性丧失，又会进一步制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除了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缺乏将分散的农民整合在一起的组织能力弱化导致集体经济名存实亡之外，在城乡关系的对比中，农村相关发展要素的缺失也是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变得较为脆弱的重要原因。诸多的研究者从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戴青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差、经营性收入低（张忠根、李华敏，），部分村庄缺乏支撑集体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导致集体经济底子薄弱（梁昊，），农村人口频繁向城市流动后可用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劳动力和人才资源少（王文斌，）等层面讨论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此外，村庄文化状况（郑风田、杨慧莲，）、乡村精英群体特质（吴家虎，）、乡村内部关系网络（郭珍、刘法威，）、以城市为主乡村为宾的不合理城乡关系（仝志辉、陈淑龙，）等因素也会制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上述研究主要是从各种资源要素的视角切入解释，这些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说服力。但问题也在于这种列举式的探讨显得过于庞杂和细碎，并没有结合具体的理论脉络建立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来阐明各种要素之间的逻辑联系。因此，一些学者试图在这方面进行突破，力图为理解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困境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例如，林毅夫基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构建了以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强调有效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林毅夫，：-）。姚洋认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通过稳定、激励、约束、资源配置、技术进步、降低交易费用等产权功能影响农业生产主体的理性选择从而发生作用（姚洋，）。这表明，学术界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困境的解释，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是以某种要素为核心，建立一套整合性的分析框架，而不再是列举式和面面俱到地展开探讨。

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客观上要求将全国性的政策制度与地方上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核心特征是产权为集体所有，农村产权关系就在本质上规定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而土地所有权又是农村产权关系的核心所在（周锐波、闫小培，）。年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便聚焦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年-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围绕着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展开，确定了农民对集体资产具有收益权，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用地使用权等确权颁证，再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年-年，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在不断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与党和政府的政策表述相呼应，学术界也主要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层面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

邓大才从产权与利益层面探讨了集体经济何以形成与有效实现问题，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取决于产权结构与利益结构的组合（邓大才，）。陈军亚也从产权理论视角出发，从农民主体性权利扩展层面，探讨了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产权基础与内生动力（陈军亚，）。张茜以山东平县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为案例，从产权发展、分配公平、自愿互利、开放市场、治理有效等层面，探讨了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现代转型问题（张茜，）。徐勇等认为，农村集体经济是以集体产权为基础，而集体产权又是由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相叠加形成的产权共同体（徐勇、赵德健，）。同时，只有明确农民在集体经济管理中的决策权和财产权，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明晰集体经济的产权，才能多层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冯道杰、汪婷，）。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不仅关涉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变革，也关系到城市与农村关系和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非农化转移，过去农民与承包土地之间的紧密联系出现瓦解，大量农村土地撂荒，农民宅基地闲置问题突出，乡村发展滞后，多数村集体经济实力不足甚至陷入“空壳”窘境。在此情况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在我国农业经营体制中建立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模式。在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历史变迁中，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在不同时期的分解和组合决定了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宋宇、孙雪，）。在推行“三权分置”的农村土地制度时，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农村集体组织形态及其所有权客观背景的变化（孙宪忠，）。

“三权分置”之后的土地确权无疑明确了农村集体组织拥有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强化了农村集体组织的作用，使农村集体组织回到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心，最终实现保护农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兰红燕，）。但是，随之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在“三权分置”的背景下如何落实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成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需要探索的重要问题。刘宇晗认为，“三权分置”实施后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应当采取股份合作社的形式，在制度设计上兼具股份制和合作制的特点，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可变性（刘宇晗，）。可以借鉴公司股份制的特点，实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股份化改造，根据农户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进行配股量化，实现“确权确股不确地”，股份可以在村集体内部和家庭内部进行转让流通（王留鑫、姚慧琴，）。

“三权分置”客观上导致了农村土地产权关系的复杂化，经营权的引入意味着农地的实际使用者不限于村落内部成员，还有来自村落外部的工商业资本。一旦外部资本要素的加入，如何平衡外来资本对利润的希冀和保障村集体及成员的利益影响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在“三权分置”的背景下讨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既要保证外来工商资本和企业进入农村之后有利可图，借助外部资源实现中国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要能够保障村集体的利益，实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服务于乡土社会重建的目标。当前，土地股份合作是一种最为典型的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农民将土地入股合作社获得股权，由集体统一经营土地，土地产权仍然坚持为集体所有，村民除了获得作为劳动者的收益和经营权转让之后的土地租金外，还可享受股权带来的分红收入。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实践表明，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既需要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相互交叠的产权为基础，也需要建立在基于技术、资本、管理等生产要素之上的利益分配机制（徐勇、赵德健，）。

除了基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视角外，很多学者则是结合各个地方的实践经验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进行探索。黄振华探讨了乡村社会中的能人带动是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的重要条件（黄振华，）。郭晓鸣等以四川省彭州市的多村跨区股份合作为例，总结和提炼了“农村集体经济联营制”的集体经济实现形式（郭晓鸣、张耀文、马少春，）。李天姿等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主要表现为土地股份合作社与股份合作公司两种基本模式，分别通过产权分解和产权组合的手段，实现了集体所有与股份合作的结合（李天姿、王宏波，）。杜园园探讨了珠江三角洲以物业出租为主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指出这种经济形式既不具有可持续性，收益分配方式也没有体现劳动的价值（杜园园，）。朱天义等认为，连片特困地区因不同乡村自主发展能力存在差异，已经形成了公私分利制集体经营模式和股份合作制集体经营模式（朱天义、张立荣，）。

在农村集体经济普遍呈现“空壳化”的时代背景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探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名存实亡”的农村集体经济再次复兴起来。当前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研究以农村产权制度和产权改革为中心，结合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探索能够让农村集体经济持续运转的条件和机制。尽管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探索已经表现得纷繁复杂，但主要关注的还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属性。只有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真实有效运转和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才具备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价值，也才能够为乡土社会重建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今后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探索中，除了关注经济属性之外，还应该关注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的社会属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困境在于过度关注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忽视了社会目标，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严重缺席（邹英、刘杰，）。因为，农村集体经济是与村社集体土地紧密相关的“社会经济”，拥有全方位的社区性特征（蓝宇蕴，）。随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探索和发展，必然会对其本身蕴含的“社会性”提出明确要求。

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复兴与乡土社会重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西部地区乡村大量青壮年外移，造成了以村落空心化、家庭空巢化、人口老龄化为表征的乡村衰败（贺雪峰，）。要改变中西部地区乡村衰败问题，则需要夯实中西部地区乡村的经济基础，产业兴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总体要求中才被摆在了首位。然而，中西部地区乡村因为区位原因，始终面临着经济发展困境，大规模的人口外流导致的乡村治理难题又进一步削弱了中西部地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基础。自从党的十七大提出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以来，政策的演化趋势是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土社会重建联系起来。前文的综述中已经指出，中国乡村在村落共同体走向崩解后，在缺乏社会基础的乡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时会面临如何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困境。在当前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界定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中，又往往过于关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属性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属性。

于是，在政策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就出现了一个悖论：要想在中国乡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解决乡村衰败问题，村落共同体的解体已经导致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缺乏社会基础，集体经济发展因此面临重重困境。要想通过村落共同体重建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则需要在中国乡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建立利益分享机制，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村落共同体重建。村落共同体的解体制约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又导致了村落共同体难以重建。由此可以确定，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土社会重建两者之间具有一种共时性的影响关系，而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那么，如何破解这个政策实践和学术研究中的悖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在理论上澄清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村落共同体重建之间的逻辑联系。

从农村集体经济对村落共同体的影响来看，农村集体经济是村落共同体得以重建的经济基础。一般而言，维持村落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力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论述的礼物赠予—接收—反馈三个紧密关联的行为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联结与社会团结构成了村庄社会内部的互惠秩序（莫斯，：-）；二是以“社区的公共财力”为依托，围绕着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与管理、社区合作以及社区公共意识培育和公共行为引导为核心的社区互动及其形成的秩序（吕方、苏海、梅琳，）。在历史上，不管是在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居住的村庄中，都广泛存在着土地、林地等公共资源，地方社群依托对这些公共资源的管理和使用来处理村落社会中的公共事务，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和使用也与村落社会的伦理道德紧密结合，共同维系了村落共同体的存在。

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后乡土时期，不流动的乡土演变为大流动的村庄，乡村结构分化和多样化，社会的时代特征和性质是现代化和市场化（陆益龙，）。传统村落共同体受到现代化和市场化力量的冲击走向解体后，村民变得个体化和功利化，村庄社会内部已经失去了秩序再生能力。在村落社会内部越来越难以通过传统的道德、习俗、互惠机制维系村落共同体存在的情况下，“社区的公共财力”就肩负着重建村落共同体的重任。但是，“社区的公共财力”已经不可能再是历史上基于习俗、道德等形成的公共资源，而是村庄成员共同所有的经济资源，也就是当前讨论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人的原子化决定了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必须以契约为基础，社会分工的复杂化也导致了人们只有基于契约才能在社会活动中开展合作（张康之、张乾友，：）。以现代社会的契约为基础，围绕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利益的分配和使用建构乡村社会组织，可以引导农民重新走向社会合作。

一些个案研究已经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贺雪峰以成都统筹城乡改革、沿海工业化村庄的集体经济、广东清远农村综合改革、山东农村的土地调整为例，论述了不同区域的农村如何借助政府向农村输入的大量资源和利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土地收益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以此提升集体组织为村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激活村庄的公共性，最终让村民对村庄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贺雪峰，）。丁波基于皖南四个村庄的个案研究也表明，不管是依靠政府输入资源引导发展的外生型农村集体经济，由外来资源与村集体、村民通过股份合作的合作型农村集体经济，还是村集体借助村庄内部资源发展的内生型农村集体经济，只要是农村集体经济能够得到有效发展，并“因村制宜”在村民之间建立一套有效的利益连接机制，是可以促进村落共同体在现代意义上重构，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丁波，）。

从村落共同体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来看，村落共同体的状况是制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到现在“半工半耕”（杨华，）农村社会结构形成，传统村落共同体的瓦解已是社会学对中国乡村开展研究时的一个核心诊断（卢成仁，）。特别是在农业税费全面取消后，村集体丧失了收入来源和资源再分配能力，村庄也丧失了公共性，无法让农民对村集体组织产生认同感，对村落产生归属感，村民变得个体化和功利化。过去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经验都已经表明，在缺乏公共性的乡村社会，分散的农民是难以有效利用政府向农村转移的资源，结果是用于乡村建设的资源常常被精英俘获，最终导致的是乡村治理的内卷化（李祖佩，）。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也必然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投入大量资源，乡村振兴的当务之急是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重塑乡村的公共性。

学术界在思考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村落共同体的互相影响关系时引入和发展了早已存在的“社会经济”这个概念，重新将人们的经济活动嵌入到社会体系中思考，并呈现两者之间的互相影响关系。就定义上讲，社会经济是不同群体和地方社会在当地所从事活动的产物，社会经济也常常受到这些群体和社区特有文化的高度影响（雅克·迪夫尼、帕特里克·德夫尔特雷、赵黎，）。社会经济区别于主流的市场经济模式，社会经济重视隐藏在经济活动背后的各种社群关系，提倡社群内部与社群之间的互助合作及团结精神，反对市场经济只着眼于狭隘的个人利益和对利润的无节制追求。社群的多样性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实践是多元化和具有开放性特征，当前存在纷繁复杂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就说明了中国的地方经济模式具有多元化特点，再加上中国的民间社会资源及丰富的文化传统，应该可以在今天的中国探寻到有别于市场经济而又使经济、社会与文化相互嵌入的多元社会经济实践（张曙光、黄万盛、崔之元，）。

在有关社会经济的个案研究中，蓝宇蕴论证了城市社区中非农集体经济的“社会经济”本性，描述了非农集体经济“社会性”的流失过程，并从非农集体经济组织与基层政府组织关系调整、非农集体经济自身的特点和性质、政府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法律框架等方面阐释了非农集体经济“社会性”的建构（蓝宇蕴，）。王蒙基于对甘孜藏区的农村发展实践研究后指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一种建立在互惠合作基础上的“在地经济”，农牧民广泛、平等地参与劳动分工，并且能够对经营管理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在利益分配时兼顾了成员身份与劳动贡献，最终实现产业发展的经济性与社会性平衡（王蒙，）。杜园园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与社会经济的性质和特点对比研究后指出，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应该发展以服务先于营利为宗旨的社会经济，突出和提供集体经济的服务功能，让在地村民广泛参与经济活动，实现在地就业，体现劳动的价值（杜园园，）。

通过凸显和强调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蕴含的“社会性”，实现乡土社会重建，依赖于国家和村落自身两种力量展开合作。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权基础，为社会经济提供廉价的土地生产资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社会经济的组织载体，可以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协调统筹村社成员利益及与外部社会沟通交流的功能，降低交易成本。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特征，拥有集体产权者才被认为是村社成员。因此，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基础发展的社会经济，是以一定的地域和村社身份为边界，强调经济和社会互相嵌入和共同发展，主张全体村社成员都是这种社会经济的受益主体，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服务村社成员的能力，在于真正立足于“社区和人的发展需求”（潘毅、严海蓉、古学斌、顾静华，：）。此外，社会经济的产权基础和组织载体决定了村社成员的有效参与和监督是“社会性”能够得以体现的重要标志。

从村落共同体的层面来看，村社成员之间的劳动合作是“社会性”存在的基础。正如有研究指出的，乡村社会村民之间在日常的劳动合作过程中产生了村落共同体意识（张思，：）。与此相反，村社成员劳动合作过程的缺失则会消解集体经济的“社会”属性（蓝宇蕴，）。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行过程中，村社成员基于劳动合作过程获得的收益既体现了劳动的价值、维护了劳动者的尊严，也体现了村社成员对经济收益进行公平公正分配的诉求（王蒙，）。例如，西班牙的“蒙特拉贡合作公司”是社会经济的实践典范，公司的成员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实行按劳分配，其个人收入依赖于劳动效果，并且分红随企业利润的提升而增加（张嘉昕，）。村社成员广泛参与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也就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培育了对村落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本文在综述性回顾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研究现状、不足之处和未来的延展方向时，立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土社会重建这条主线。从理论上来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乡土社会重建要处理的是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国乡土社会重建问题时，就是基于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在《江村经济》中，费先生就明确指出，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旨在说明经济体系与社区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费先生虽然偏重于社会关系分析，但其中也以“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类型为核心论述了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对经济活动产生的重要影响（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费先生则是把两者自觉地结合起来讨论，试图建构更具一般性的理论来说明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李荣山，）。

费先生在《乡土重建》中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过去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平衡状态，但新的平衡又没有建立，社会因此处于失序状态（费孝通，：）。乡土社会重建的努力方向在于“自立更新”，其原则是基于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在费先生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中，所提出的小城镇理论、乡镇企业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等始终延续着自己对“乡土”的深切关怀，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乡土社会重建。但现代化与人的个体化进程是同时推进，在费先生笔下由人与人之间基于伦理、道德、血缘等关系构成的“乡土”及其蕴含的“社会性”已经式微，而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正在深化拓展。因此，本文所论述的乡土社会重建是依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人与人之间基于契约关系、合同协作关系而构建的合作共同体。

本文一方面延续了费先生在论述乡土社会重建时基于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建立平衡关系进行思考的理论传统，另一方面又引入了社会经济这个概念将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具体化。社会经济这个概念是从合作经济演化而来，不过它强调了合作是发生在本来就具有文化底蕴、社会联结的具体社区之中。当前，诸多的理论思考和个案研究已经表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落共同体重建之间呈现的共时性关系可以用社会经济这个概念加以整合，其理论追求是将经济发展重新嵌入到社会关系中思考，并促成两者能够协调发展。当今的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双重困境，党和政府正在鼓励发展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理应具有社会经济的种种属性，这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出路。因此，围绕着社会经济展开探索，将成为未来中国乡村研究的一个知识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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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社会学评论》年第期